习惯上，国人把每年的农历元月俗称正月，正月初一是新年之始，所以又叫正月新年或新春，这一习俗的形成在我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也曾深刻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
历史上日本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频繁。日本最早使用的历法出现于公元604年的推古天皇时代，是由朝鲜半岛的百济人将中国的元嘉历传到了日本，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大体上使用着与中国相同的历法。农历正月初一曾经也是日本人辞旧迎新的日子。但同样是欢度新年，日本却呈现出与中国传统新年貌似相类又迥然其趣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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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过年，实际上包含了除夕守岁与元旦迎新等一系列内容，尤其以除夕为一大节目。除夕的由来，据《吕氏春秋·季冬记》载：“前岁一日，击鼓驱疫疬之鬼，谓之逐除，亦曰傩”，这种习俗从周代到春秋时期就在民间盛行，隋唐时代传到日本，很快在宫廷、寺庙和民间流行。
日本人通常称除夕为“除夜”或“大晦日”，在古文里，“晦”是三十日的意思。江户时代日本人根据中国古代历法制作的贞亨历，将农历的十二月三十日或闰年的二十九日称为“大晦日”，就是大年三十。大晦日不能睡觉要守岁（或称“年越”），也就是过年——人们在自家围炉旁吃喝、娱乐到子夜，在108下钟声的余韵中，举家外出到社区境内的寺庙神社参拜祈福，即“初诣”。新年由此开始。
日本的农历新年有何习俗？
中国的新年习俗在日本并没有被一成不变地沿袭下来，从节庆元素到饮食习惯，日本农历新年的习俗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民俗的印记，又带有本土特色的人文风貌。
贴春联或立门神是中国民间过年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春联，起源于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符，桃木相传有驱邪避害的灵力。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春联诞生于五代时期。《宋史·蜀世家》载，某年春节，学士辛寅逊奉蜀王孟昶之命在红桃木板上题字，叫“桃符”，书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至两宋时，过年贴春联已很普遍，王安石诗云：“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桃符”是雅称，当时春联的书写材料已经由木片改为红纸，即“贴春纸”或“春联”。
晚唐时，日本废除了延续两个世纪的遣唐使，从此关起门来酿造自己的“国风文化”，一直到宋元时期，日本没有再和中国建立官方往来，这或许是诞生于五代时期的“贴春联”习俗没有传入日本的原因之一。但日本将诸多源自中国的习俗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使之成为日本节庆元素。门松、年糕饼和注连绳即是一例。
所谓门松，就是装点在门口或家庭主要活动区域的松枝。在日本，每到新年家家户户、店铺、公司还有车站的入口或中心位置都要摆上门松以迎“岁神”，此俗据说也源自唐朝，皇家、贵族过年时有在家里装饰松、竹、梅的节日习俗。平安时代（8-12世纪）后期开始，松枝成为日本正月新年的装饰物流行于京都的上流社会，到室町时代这一习俗已经普及到民间。彼时散文家吉田兼好的《徒然草》载：“每到新年，家家户户街上商铺，都装饰着漂亮的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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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吉祥物还有注连绳和糯米做成的镜饼。注连绳，就是用稻草或秸秆编成的绳子，打成一定形状的结。每逢辞旧迎新，日本人就将其挂在家里的神龛上或庭院树上，装饰以青翠的松枝、橘子或龙虾头，象征昂扬的生命力与丰穰富饶，祈祷新的一年幸运之神常驻家中。据日本民俗文化学者考证，注连绳的习俗也是源自古代中国江汉流域一带，《荆楚岁时记》有记载，南北朝时期的楚地就流行着新年“系苇草以避邪”的习俗，可视之为注连绳的源头。
民以食为天。大和民族新年最鲜明的特色或许在于节庆膳食。中国过年最典型的吃食是饺子，另外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内陆水产种类少，多以河鲜为主，尤以鲤鱼为贵，象征着飞跃和升迁。而日本渔业资源丰富，又多山地丘陵，所以来自山野地带的食材也多彩多姿，山珍海味平分秋色，于是形成了一整套与大陆食风迥然其趣的饮食风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正月大餐——“御节料理”。
据江户时代博物学家贝原益轩在《日本岁时记》中的考据，“御节料理”源自唐朝宫廷节庆饮食规制，最早在京都的公卿贵族僧侣之间风行，镰仓、室町时代进入上层武士之家，成为身份和品味象征，江户时代才开始在庶民阶层普及。“御节料理”寓意五谷丰登、家族康安、子孙繁荣等美好愿望，具有鲜明的大和文化底蕴，无论是材、味、形、色都极其讲究，可以说是日本节庆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传统的“御节料理”由以下五个基本品种组成：
伊达寿司卷：用虾、瓢干、鸡蛋、鳗鱼等高级食材卷成的寿司。以外形酷似“达者”即大富豪爱穿的伊达斗篷而得名，象征富足。
甜味黑豆：豆在日语里与“勤勉”（まめ）谐音，是一个人赢得很高评价的美德，象征勤劳致富。
田作海鲜：用小鱼、贝类海产加糖、酱油和清酒烹饪出来的下酒菜。古代沿海农民为改良土壤，将不堪享用的小鱼小虾埋进田里以增加肥力，可以确保丰收，叫“田作”（たづくり），寓意五谷丰产。
金色板栗：由板栗和红糖制作而成，板栗呈金黄色，象征滚滚财源。
红睛鲷鱼：栩栩如生的红睛鲷鱼叫“目出鲷”（おめでたい），在发音上与“恭喜，值得庆贺”谐音。就像中国喜庆盛宴上的鲤鱼一样，鲷鱼是日本人婚典、生子、晋升、祝寿等重大庆典膳食中不可或缺的“缘起物”（吉祥食品）。
在口味上，中国土地广袤，不同地区间气候风土差异大，饮食的口味内容也复杂多样，而在日本，尽管各地都有独具代表性的节庆美食，但大体上，口味偏淡，以生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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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日本人的正月饮食中还有吃杂煮、饮屠苏酒、吃菜粥的习俗，这些都与中国饮食文化密切相关。所谓“杂煮”就是红豆和烤年糕一起熬煮的甜粥，这是日本人不可或缺的正月美食。明治时代尚是青年的著名作家泉镜花从金泽乡下到东京追求文学梦想，到处碰壁，后来被尾崎红叶收为弟子，时值正月，天寒地冻，尾崎招待了他一碗热腾腾的年糕小豆粥，泉镜花终生不忘，临终感念老师的一饭之恩。屠苏酒由各种中草药泡制，过农历新年饮屠苏酒的习俗也源自中国，日本正月里前三日吃火锅饮屠苏酒之俗至今犹在。
到正月初七，日本的新年节庆活动基本告一段落，但日本民间传统节气“五节句”之一的“人日节”又开始了。日本人在这一天会煮七草粥来欢送新年的最后一天，所以又叫“七草日”。所谓七草，就是芹菜、荠菜、鼠麴草、母子草、芜菁、白萝卜、田平草、菠菜等七种蔬菜熬成的菜粥。据说上述七种草是早春最早萌发的蔬菜，历经漫长寒冷的严冬之后最先破土成长具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喝了七草粥可益寿延年、消灾除病。这一节日的由来，众说纷纭而语焉不详。江户时代，每到这一天社区的妇女们聚集在井水边，边洗七草菜边唱“唐土飞鸟，衔来七草”的古谣，或可推断此俗来源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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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何舍弃了农历新年？
日本自七世纪开始使用中国农历，前后一千多年。农历（夏历）是以黄河流域的气候来安排农业生产生活的历法，这对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的日本并不完全适用。1685年，日本天文学家涩川春海结合国情编撰出第一部国产历书“贞亨历”，而后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幕末日本全国通行的“天保历”，这两种历法都是以阴历来制定一年的节气节庆，又称为“旧历”，一直沿用到明治初年。
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率先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脱亚入欧”的一环，很多自古相传的民俗传统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历法上除旧布新也是其中一大变革。
明治时代，随着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的制度、技术、文化，社会各领域与欧美接轨成了一大潮流和趋势。为了适应这一时代需要，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太政官紧急发布339号“改历令”，宣布从次年1月1日开始采用西历也就是俗称的阳历，同时废除使用了千多年的旧历。伴随改历，日本旧历中种种节庆习俗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新历的一月一日从此被规定为日本新年，并立法给予确定，一直到今天。
明治初年日本的各种革新像走马灯一样频繁，国民早已司空见惯。福泽谕吉等舆论巨擘也倡导改历，改历就是与国际文明社会接轨，在习俗文化上“破旧立新”与落后守旧的中国分道扬镳，在这一情形之下，改历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人们也普遍认为，明治维新是改历发生的时代背景。但不久前，日本历法研究权威冈田芳郎通过解读明治初年的大量奏章，认为当年明治政府突然改历的一个深层原因是要解决国家财务危机。
明治时代之前，江户幕府给公务员也就是幕藩体制下各级大名武士发放的工资是“年俸”，即以实物大米为年薪，如江户时代年俸最高的加贺藩藩主前田家享俸百万石（一石约150市斤），而如今高居一万日元纸钞肖像的福泽谕吉，其父作为基层武士年薪不过30石。明治维新后实行中央集权，对公务员的报酬采用现金发放的“月给制”，每年按月发薪。采用旧历发月薪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就要按13个月发放。而成立之初的明治政府公务员队伍十分庞大，又要扩充军队又要搞近代化建设，财政十分紧张。最终明治天皇采纳政府高层的建议，决定颁行西历，每年只给公务人员发放12个月的薪水，借此消减政府沉重的财政压力。
虽然明治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改变了传统的节庆习俗，但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日本民间，特别是偏远山区，依然以旧历正月过新年，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后。而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区域，如九州南部的奄美群岛和冲绳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新历元旦过日本新年，旧历正月初一过中国年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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