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大部分人到35岁左右就已经像一块‘人肉电池’一样被榨干了。”家在上海的李女士30岁开始在中国几家互联网公司“打转”，近一年时间已经历两次裁员。35岁的她如今正积极寻找新工作，但也害怕间隔时间越长，越消耗自己的自信。
“我从不主动跟其他失业的朋友聊（失业相关的话题），我发现每个人都像易碎玻璃一樣，非常脆弱。”去年夏天，32岁的方成文（化名）离开工作3年的一家杭州的知名互联网公司后，至今仍在找工作。
处于失业状态的她们并非个例。方成文说身边来自外企和互联网行业的朋友就有七、八位没有工作。“前两年是只有女性，这两年男性也开始不上班。”
方成文是上海人，本科毕业于美国波士顿的一所高等学府，在美国有八年工作经验， 2017年回中国工作。李女士则有11年从业经历，5年互联网行业经验，还带过3人的小团队，放在互联网行业如火如荼的2015年，她曾是被追捧的人才。
但近两年里，她们的求职经历并不顺。在经济下行时期，互联网企业裁员接踵而至，有用工需求的公司的招聘要求则变本加厉。在她们面前，横亘一条无法躲避的35岁年龄线，外加女性特有的婚育问题。
她们的经历，也是第一批中国互联网打工人经历行业高速增长后，撞上经济下行周期和行业迭代的缩影。没有人能对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给出确定的答案，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新工作机会的到来。
体面面对裁员，但被实习生冒犯大哭在互联网行业的就业市场里，35岁已成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今年2月，李女士对市场变化有所警觉，她跟男友沟通过，要减少不必要开支和做好失业的准备。去年她曾经历过一次裁员。
5月的一天，老板突然找李女士谈话。“他（老板）跟我说公司要放弃我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坐在咖啡馆里，旁边人来人往，我想着我一定要体面一点，毕竟我已经35岁了，又不是第一次经历，”李女士回忆道：“我知道老板认可我，我很棒，公司只是迫于形势的选择，但那个瞬间我的眼眶还是红了，声音也哽咽，我努力平静了好几秒。”
她说自己用一晚上接受被裁员的事实，第二天和HR面谈时很平静，情绪“特别地收着”，HR还评价“聊了这么多人，我是相对来说表现得最职场和最专业的那个人”。几天时间交接完工作后她正式离职。
一切看起来像是体面的告别，直到被实习生的一席话冒犯，她的价值观受到挑战，隐藏在内心的情绪才被释放。
比她小10岁的实习生与她道别时评价她：认真工作，熬夜完成项目，最后依旧被裁员，好像努力无用。
“那天我在朋友的婚礼现场，本来很开心。听到那些话时，我爆哭，我非常愤怒，感觉被深深冒犯，”李女士说她发了很多语音信息回击这名实习生。
她说那是自己职业生涯最失态的一次：“老板伤害不了我，HR伤害不了我，但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实习生发出这样的评论时，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刺激。”
李女士经历两次裁员是在2023年和2024年。2023年，中国GDP增长5.2%，为除疫情三年外的30年来最慢增速。2024年中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下滑态势持续。
经济增长放缓带来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国招聘平台猎聘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4年就业压力相对较大，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预期目标设置为5.5%左右，高于2023年的5.2%。
35岁“人矿”的青春保质期在中国的公务员和国企体制外，“35岁魔咒”最初用来描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裁撤“年长”员工的现象。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这一情况已变得愈发普遍。
招聘咨询公司Radiate 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张书恒对BBC解释，求职市场具有两极分化的“二八效应”，80%普通大众找工作面临企业诸多招工条件限制。
其余20%则属于企业急需的人才，不会受到年龄等条件限制。“如果你很牛，就算明天要临盆了，企业也会发offer。”
“35岁魔咒”在张书恒看来是比较较温和委婉的说法，他说：“我们称为‘可替代打工人’：即‘人矿’。人矿的属性就是，其工作可被替代。”
张书恒举例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程序员是最易被替代的群体。年轻程序员通常能够承受更高的工作强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长，且薪资较低；35岁以上的程序员往往还要求更高的薪酬。
今年七月，李女士曾以兼职身份为中国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项目，工作强度“令人难以置信”，经常工作到凌晨五点，第二天也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离开互联网行业后，方成文回顾自己的从业经历时说：“当年我进大厂时的年纪，差不多一进去就该过保质期，但彼时大环境还可以，所以企业就没那么挑剔。现在大厂明确要年轻的、能熬的、听话的。”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庄太量对BBC表示，“35岁左右的人竞争力低一些。因为科技行业主要看中程序员的解码和编程等能力，不需要他们做管理。”
庄太量补充道：“一般的行业，员工到35岁左右就开始做管理层。但科技行业的人就像运动员，年轻时候有体力就有竞争力。越多人进入该行业，就有越多的人在35岁左右失业。”
全球互联网行业最近两年裁员并非新闻。监测裁员数据的网站数据显示，2024年截至8月中美国398家科技公司共裁员约13万人。过去两年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和腾讯的裁员消息也此起彼伏。
过去一年，方成文每天刷新求职网站追踪就业市场动态，发现今年的职位更少，招聘流程更长，有些企业重复发布一些职位，雇主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候选者，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工作经验在5年以内的求职者。
张书恒说，猎头行业从业者也在减少。他所在公司掌握的行业数据显示，2024年外资猎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从业人数比2022年减少55%；猎头行业的整体收入减少30-40%。以前行规是企业客户先预付猎头公司费用，现在企业客户要求分期付款。
在僧多粥少的求职市场，方成文说会确保自己每月有两场面试机会，让自己处于面试状态以应对市场变化。但有面试机会并不意味着能找到心怡的工作。她发现其中大约90%的工作机会都比之前薪资更低，其中“最离谱的一家甚至提出将薪水减半”，让她实在难以接受。
当35岁遇上已婚未育就业市场用工需求下降，招聘成为雇主市场，企业对求职者要求越发苛刻。
李女士刚离职的科技公司曾对她进行“婚育”试探。李女士回忆说，有两个节点让其印象深刻。公司在给她发offer前，HR在电话中问她是否结婚和有小孩，她只能说“未婚未育，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还未过试用期，上级主管突然在办公室鼓励同事积极成立家庭，直接问李女士是否打算结婚要小孩。
“我不知道是公司真心的鼓励员工结婚生孩子，还是在试探我。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得手足无措。”
李女士说，反复的试探，代表公司“始终把你当做女性在看待……提醒我们不是像老黄牛一样可以干到死的男性”。
李女士感觉“已婚未育处于中国职场鄙视链的最底端”，再加之35岁魔咒，让她不敢和男友谈结婚。
在面试新工作时，李女士仍在遭遇年龄和婚育方面的提问。
李女士未在简历上写年龄，只写从业11年。“对方一坐下来，就皱眉头。第一个问题就问我多少岁，第二个问题问是否结婚，第三个问题问为什么没结婚。”
方成文也有类似的遭遇，在有回音的求职经历中“没有碰到过不问年龄、婚育情况的”。
但她说，“一般企业不会让自己内部的HR去问候选者，都是请第三方猎头问。因为大家彼此都清楚这不符合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的标准，一般来说雇主也不会用婚育的理由来直接拒绝候选者。”
张书恒则说：“（中国）国内的用人公司很恶劣，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希望人招进来能直接用。承担不起女性员工结婚和生育的成本风险。候选人简历一发过去，就想问是否结婚，是否生育。”
被裁员之后的生活去年李女士被一家互联网公司裁员，属她和公司的双向离开。她说“不想做一名数据女工”，另外公司也刚好有裁员名额。
李女士说，今年这次裁员中，“我是唯一一个要求公司写明我是被动离职即被裁员的员工。HR说下一家公司会知道我被裁员，但我不在乎”。
但洒脱过后，李女士也承担着失眠和焦虑。她常到天蒙蒙亮才有睡意，要看很多烧脑的书才能有睡意。
离职后她开启过说走就走的旅行，还学射箭想锻炼自己的专注力。
“但我没办法真正放松下来，”李女士说，“我无法控制住对自己自我评价过低的焦虑。”
刷简历、面试、消费降级、父母压力和有规律健身则是方成文目前生活的关键词。
离职后，她从杭州搬回上海与父母同住，她说“感谢父母收留了我”。
但与此同时，“父母认为我就是个失败者”，他们催方成文相亲，去找新工作。
有时父母会用气声聊别人家的成功小孩。“他们以为我没听到，其实我都听到了。”
不用交房租，没有房贷，在家吃饭，生活除了健身外，基本没有开支。
方成文说自己“消费降级了”，一年的消费总额只相当于过去两个月人工。而规律的饮食和健身让方成文爆瘦约35斤。
改变和出路面对35岁再就业面临的诸多尴尬，猎头和学者认为，职场人士应早做职业规划。
张书恒称，2015-2019年，中国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的从业人员赚了很多钱，彼时就应该有规划。张书恒与合伙人原本都是金融从业人员，但从2022年中国开始对金融行业发出限薪令后，两人便开始转型。
“深造、出海、做斜杠青年，找一些非典型的路，”张书恒建议，“不要随大流，在中国永远随大流就是死亡。”他指的是目前中国的考公（务员）热。
对于互联网行业的35岁群体，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庄太量建议他们早规划，早创业，条件允许的话“大公司打工时自己创业开小公司，累积客户。即使被大公司辞退，自己还有公司”。
方成文如今想找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过去十年，她曾经的职场规划是约两年换一家公司，随之而来的是升职加薪。
李女士给自己设下六个月的间隔期限，希望在今年年底再就业，但她持悲观态度：“我觉得现在根本就没有长期和稳定这件事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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