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屿：“十六世纪的上海”
“十六世纪的上海”，谁起了个这样的话头？
此话头，缘起于二十世纪初，由日本学者滕田丰八提起，接下来，考察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则首推中国学者方豪。
方豪在1944年的《复旦学报》上，发表《十六世纪我国通商港Liampo位置考》和《走私港Liampo考》，指出“Liampo乃指宁波及双屿港”，并标明其位置，就在舟山六横岛西麓。
对此，王慕民在《明代双屿国际贸易港港址研究》中，指出其多重含义：其一，它指双屿水道;其二，泛指分布在双屿水道两侧的港叉、港湾；第三，特指那个自由贸易基地双屿岛。
葡人“ Liampo”一词，亦有其多重含义：其一，为闽南语的“宁波”的音读，专指宁波府；其二，为葡人走私诸港湾;其三，为葡人在宁波沿海诸多走私港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对于双屿港，历来便有两种说法，一为当时的浙江巡抚朱纨所说，1548年，他上《双屿填港工完事》折，说“访得贼首许二等纠集党类甚众连年盘据双屿，以为巢穴”。
此处“许二等”，指的是徽商许栋四兄弟。朱纨指出，此港悬居海中，距离定海县约六十余里，系国家弃地，已久无人烟，然其形势，东西有两山对峙，南北有水口相通，还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各水口，有贼人昼夜把守，我兵单弱，莫敢窥视。
有意味的是，其中有“藏风聚气”一说，此说，在中国传统里，不但跟住宅有关，跟建筑有关，还跟城市规划有关，跟人的经济活动有关，总之，一句话，跟财运有关。而另一句“巢穴颇宽”，亦颇为含蓄，看似模糊，实则暗指港口规模及其体量。
于是，就有了另一种说法，来对我们的想象力做补充，双屿港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就在双屿港兴起的那些日子，来了一位名叫“平托”的葡人，在《远游记》里，他写道，在海上航行六天后，他们来到了双屿的大门。从海南岛起航，经由厦门、漳州，抵达双屿港，那一天，是在1541年，他看到“两个相对的岛屿”上，有一座葡属城镇，房屋错落，约有千所，口岸排列着26艘大黑船和80艘容克木船以及数目更多的班康船，来自中国、昌巴、暹罗、婆罗洲、琉球等国的商人，在乐器演奏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到达码头。
平托告诉我们，当时那里有3000多人，其中1200人为葡萄牙人，余为其他各国人。城镇上，除来来往往的船上人员外，还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视官、巡夜官、收税官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有两所医院，一所仁慈堂。通常人们说，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
我们可不可以拿他说的这番话，来给朱纨所谓“藏风聚气，巢穴颇宽”的含意做个注解呢？有人已经这样做了。
汤开建在《平托<游记>中宁波纪事考实——兼谈<甓余杂集>中的佛郎机资料》一文中说道：本文仅就平托《游记》中关于葡萄牙商人在浙江宁波贸易活动的有关记录进行考证。
其考有三：一、葡人是否如平托所言曾在宁波建有一个贸易据点？二、此据点有多大规模，性质如何，是否与平托所言吻合？三、明军是否如平托所言曾对在宁波的葡人有过一场大屠杀,被屠人员数字是否可信？然其所据者，即朱纨《甓余杂集》。
平托书中，提到了明军的那次围剿，他说“明朝派出了一支由300艘大帆船和80艘双桅帆船组成的大军前来攻打”，“双屿在片刻之内被摧毁，夷为平地”。按照平托的说法，他当时就在岛上，亲眼目睹了那场大屠杀，说明军杀死了12000人，其中葡萄牙人有800人，并焚毁了所有房子。
而汤开建则据《甓余杂集》中朱纨所言，指出当时进攻双屿港的明军为2000余人，兵船30艘，致死者仅千余人，他认为，平托所谓12000的死亡人数，应该是1200人的笔误，死者中，有葡人800，因为，平托在前面还说过双屿港总人口为3000人。
此次事件导火索，据说，是因为岛上葡商佩雷拉借钱给华人被赖账，于是，一怒之下，聚众劫掠了附近的村庄，因而祸及双屿港，据说“仅在白银、胡椒、檀香、苣蔻花、核桃及其它货物上就损失了十五万金”，更坏的是，“从此，我们在当地名誉扫地，根本无人愿意同我们打交道，说我们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折色法：徽商“纳银开中”
在此次事件中，浙江巡抚朱纨特别提到了徽商。
徽商从山中来，通江达海，由新安江而钱塘江，由钱塘江而杭州湾，由杭州湾而至舟山群岛，可谓顺风顺水，召之即来，故双屿，在群岛之中，可上溯新安一脉，通其财运之本源。
另外，从舟山至宁波，由海运转漕运，自甬杭运河转入京杭运河，至扬州而据之，用海外白银，引导大明盐政。
以此两线，徽商为中国第一商帮，不但富以盐业，且甲以钱庄，其于白银时代，尤能“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自明中叶起，晋、陕商人竞逐两淮盐业，一度秦晋联盟，号称“西商”，一同对抗徽商，那时“秦腔歙语满天下”。
起初，因其地利，西商占优，引领两淮盐业。
其时，蒙元遁漠北，但其残余犹在，伺机反扑。
故明初驻军，沿长城一线分布，设九镇，计约80余万，辖区绵延数千里，东起冀辽之山海关，西至甘陕之嘉峪关。
于陕甘宁地区，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地处西安、兰州、银川三角地带中心，驻军20余万，备马10余万匹。
尤于九边之首——大同镇，因其“内迫京畿，外控夷狄”，故驻军最为密集，城防323公里，驻军约13.5万余，配马、骡、驴约5万余匹，仅此一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秋青草176万束，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军需品。
为保障军需，必须建立国防经济体系，朱元璋行“开中法”，一改食盐官营专卖，转允商人输粮边关，以“盐引”交换，每30斤粮食，换“盐引”一份，当然是最好的淮扬盐引。
明代盐务，缺乏统一管理，食盐质量、地区价格、运输条件，都因地而异。在黄淮区域，以晒盐法产盐，质次价廉，而江淮区域，则以煎海法获取，质优而价高；山东产地，要先洗盐壤，因海边燃料短缺，须运至内地煎煮，而山西产湖盐，则从湖水中直接就能捞取；川、滇两省，皆以凿井取盐，难免财政风险。
因此，明初效仿前朝，以产区定行盐疆界，通常与省界一致，食盐专卖，按固定区域，犯界行盐，要治以重罪。
然而，“开中法”却打破了这一格局，西北商人可至淮扬行盐，其实施，大致可以分为三步：报中、守支、市易。
报中，是商人将粮食运至边防粮仓换取盐引；守支，是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等候支盐；市易，是将得到的盐运至指定地区销售。为减运费，盐商徙民实边，就地开垦，以粮换盐。
如此一来，既保障了边军的粮草供应，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又激活了盐业市场，促进了边地经济发展。
这是明朝第一次“改革开放”，改革历朝盐政，向民间开放盐业。汉武帝时，以西域用兵，采取国进立场，以盐铁官营，使民退出，朱元璋则反之，民进国退，放开盐业市场，行之，不但一举巩固西北边防，而且在西北边地，兴起了新一代的盐商。
因此，率先来淮扬地区行盐的，并非是就近的徽商，而是来自以“开中法”造就的“盐业特区”的秦、晋商人。
从西北边关，到东南淮扬，朱元璋用一个“开中法”，就将它们捆绑起来，绑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重启了太史公说的“从东南到西北”的中国历史大运势，堪称帝王学大手笔。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屯田戌边，但自汉唐以来，历代皆以军屯，而明初则军改商——以“开中法”改军屯为商屯。
军屯，局限于军用，服从于国防，若军工一体、军贸一体、兵农合一，虽能解决国防问题，但亦容易产生军阀。
若以商屯助军用，裕边关，则能殖产一代、兴业一地、造富一方，成其所谓的“商帮”，以商屯行“开中法”，打造“盐业特区”，既利之于西北边塞之地，也成就了秦、晋两个商帮。
有人将“开中法”理解为现代公债制度，把“盐引”理解为国家公债券。为什么这样理解？陈昆《从扶助之手到掠夺之手：盐引与明代金融市场》一文，就指出了其中三个原因：
其一，“开中法”，为自愿交易，无资格限定，由户部出榜召商，竞标得之，因名额所限，故采取“抢上之法”——先到先得，且以法定，严禁官员参与，以确保商人“开中”机会均等。
其二，商人纳粮多在西北，而支取盐引却往东南，运粮与支盐的间隔时间，当以年计，如此盐粮交易，当可视为政府借贷行为，政商之间，形成了具有商业信用特征的交易形式。
其三，“开中法”之盐粮交易，非即时交易，亦非以物易物，而是以盐引交易，一纸盐引值盐200斤，实为国债券。
总之，整个过程中，盐引的作用，类似于政府信用保证下的一种国债，明中叶后，有了边商与内商分工，边商纳粮，获得盐引，然后，转卖给内商，由内商到盐场去支盐。
其结果，盐引便有了市价，并逐渐成为一种“期货工具”或有价证券，成为一种由民间资本投资的对象。
但好景不长，到了永乐时期，为了帝国的扩张，需要更多的资本支持，于是，便扩大了“开中”范围，洪武时期被严厉禁止“开中”的官员，趁机参与进来，形成了权贵资本。
权贵资本加入后，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资本运作，还有一个，便是权力寻租，它们的合作，改变了“开中法”。
资本的作用，除了可以用作各种支付，它还有自己的目的——以钱赚钱，这是资本的意志，尤其是权贵资本的意志，一切都得围绕它转，若无节制，任其泛滥，它可以改变一切。
总之，它来到哪里，哪里就会改变，来到“开中法”，不久，就起了变化，“开中法”发生“颜色革命”，将“本色”——纳粮开中改为“折色”——纳银开中了，变成“折色法”。
这场“颜色革命”，反映了立国之本从重农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变，粮草被银钱取代，宣告了白银时代的到来。
明初币制，禁用金银，《明会典》中，有“钞法”“钱法”，无“银法”，白银流通，从非法到合法，始于民间土地买卖等大宗交易，因宝钞无保证金，且发行无度，很快就趋于衰落。
其衰落迹象，自洪武、建文时便已开始，至永乐、宣德年间而益衰，到了正统、成化时期，终于退出大宗商品交易领域，民间土地买卖，宝钞已然绝迹，白银渐成大宗交易货币。
然此趋势，发端于徽州地区，起始于土地交易，自洪武以至于成化，在大约119年间，在徽州，所见427件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均以白银作交易，可见白银自发于民间，是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徽商自下而上将白银推至货币地位。
据《明史》记载，明英宗正统初年颁布“弛用银之禁”，“弛”是放松、放开的意思，一旦开禁，白银就如开闸之水，立马奔腾起来，所过之处，滔滔不绝，汪洋恣肆，无不覆盖。
于是，“朝野率皆用银”，这一“用”，竟然“用”出个“白银时代”，要“用”多少白银，才能“用”出这么个时代？除了“野”——民用，还有“朝”——官用。民用，多用于土地交易，官用，则从盐政开始，以“折色法”行盐——纳银开中。
民间用银，显然是国家信用破产，交易用称量银，是以银的实物形态，由民间自发使用，而非以其货币形态，得由国家出场，如钞和钱一般，必须经由国家统一印制，方能使用。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银两官用，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当然，它也可以说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失败，因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标准，无法通过实物形态的银两表现出来。
白银一代，明清两朝，铸钱有之，铸币未有，王朝中国的国家意志集中在钱眼上，号称“天圆地方”，至清末，光绪帝才开始铸币，将钱眼一封，就有人跑出来唱反调——国将亡了。
是的，民间用银，虽无国家标准，却也不废使用，只好手提一杆秤，称量着用，还要有好眼神，看着成色用。尽管有诸多不便，可这样的自发性，便是市场经济的本性，其与权力逆行，可权力最终还得接纳他们，何也？
因为，权力若要寻租，还有什么胜过白银？
扬州：“徽商殖民地”
明朝“白银时代”，起于正统、景泰之时，经过成化、弘治时期，于嘉靖、万历年间，从“折色法”到“一条鞭法”，“白银时代”由此形成，然其形成过程，也是权力寻租的过程。
明乎此，亦就可知打造“白银时代”的动力有二，一是自下而上由民间自发的土地交易，一是自上而下被国家信用加持的边地盐政，一为立国之本，一为治国命脉，两者皆被白银松动，白银深入其中，以权力寻租的方式动了王朝中国的奶酪。
于是，“开中法”率先被权力寻租解构，导致西北盐政、边政失守，为后来的李自成、张献忠的突起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扬州出现“徽进、陕退、晋转”，据《两淮盐法志》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扬州两淮大盐商共80位，徽商独占60，有见于此，近人陈去病于《五石脂》一文中，悄然留下其惊人一语：“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皇权之下，焉能有“徽商殖民地”？此话，不知从何说起，若以故里说之，就会以为徽商“以农村包围城市”。
这显然说不通，若换个说法，顺着白银的来路说去，那就得说到海外，往远处说，不妨说到“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明星之城墨西哥，然后从大东洋说到小东洋，从墨西哥说到菲律宾，从马六甲说到日本，从日本说到东海之滨，说到舟山群岛里的一个小岛——双屿岛上，以双屿言之，这才说到了“白银时代”的点上，那个点上有海外徽商，在那徽商群里白银簇拥着“徽王”。
双屿，从来就是个自治的岛屿，由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此形成联合体，共同治理，但徽商在联合体中，均为主体。
前期，徽商与闽商联合，海外闽商可据鳌头，内地徽商堪称第一，由此形成了许家兄弟与闽商李光头的联合体。
后期，王直以同乡，加盟许栋兄弟集团，任掌柜，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徽商前后，皆为主体，此非仅由其贩海通商所致，更因其握有两线地利。
双屿两手抓，一手抓“货线”，也抓“币线”。
货线，即产地线，自徽州故里，以至于东海之滨，此乃江南丝、瓷、茶原产地一线，由此线出海，可以货卖天下。
币线，即白银线，由双屿复返，沿甬杭运河北上，一转钱塘、新安，溯返徽州故里，进入土地交易，此由徽州文书可知；一转京杭运河至扬州，纳银开中，入折色法，银治天下。
“银治天下”的主体，当然是白银，但主导白银的，却非朝廷，在白银背后站立的，是源源不断输入白银的徽商，但徽商并无治权，不得不以“权力寻租”，推动“白银时代”来临。
秦、晋商帮，因银两不及徽商，或退、或转，淡出扬州，徽商一家独大，闽、粤商人，亦因其势力远离中原，扬州未达，只能屈居于配角，服务于“白银时代”的主角——徽商，若不服从，就会被“徽王”以“清理海疆”的名义而一一清除。
此外，还有西葡帝国，横亘于东洋，揣着“征服中国计划”，几度交兵，一番挫折后，正不知往何处去，该如何下手，其时，邂逅王直，适逢徽商海外兴起，便将其与中国市场对接，使之从殖民贸易转向白银贸易，一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自大航海以来，葡、西两国行海权，立霸业，历来以殖民第一，船炮优先，其次，方为通商、传教。然其于中国，殖民不成，便退而求其次，通过与徽商交往，用白银打通中国市场。
西、葡非贡国，但自有朝贡贸易以来，还没有哪一个贡国的贡献有这么大，放眼历史，去问一下，历朝历代，可有过能为中国财政提供货币的国家？没有，不但汉、唐没有，宋、元也没有，而明、清却有一个，那就是西葡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葡以其全球化，将海量白银，从大东洋和大西洋搬来，作为商品，供应徽商，而徽商，则以生丝和瓷器来交换，经由徽商打理，由外而内，上行下达，白银从商品向货币转化。
转化始于徽州故里，白银涌入民间土地交易，进而至于扬州，影响国家盐政与边政，使得“开中法”，从纳粮向纳银转化，亦即行盐采用“折色法”，推动政府，开启了白银货币化。
在政府主导下，货币白银化也加快了步伐，至隆庆元年——1567年，政府开关，重启海通，明确“银钱并用”，规定“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以此迈出货币白银化的关键一步，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从国家财政制度上，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
其实“一条鞭法”，早在嘉靖九年——1530年，就由内阁次辅桂萼提出并试行过，从桂萼提出到张居正完成，时隔了五十来年，王直就活跃在这个时期，流星般闪耀了一个片段。
可谁会将他与这“五十年来”联系起来看？谁又会把他看做“一条鞭法”的隐推手？若有人来问一下，“一条鞭法”所需海量白银从何而来？他便绕不过去了，所以，很少人这样问，不问，他便是倭寇头子，一了百了，一问，他便是太平洋里的“浪里白条”，一位十六世纪不逊于任何西方海盗的中国海通英雄。他以白银为杠杆，撬动中国赋税制度，引导了中西合璧式的全球化。
可惜他生不逢时，如果他能活到隆庆开关时，赶上一波对外开放的时代潮流，他便能在世界历史的大潮中为中国人立一个辉煌的潮头，就不至于自立国号“宋”、自称为“徽王”了，当然也就不至于被人当作倭寇，直到今天还被人一而再地恶诟。
对于每一个国家、民族而言，祸莫大于内卷，经济内卷，还可以向外拓展，政治内卷，那就没有退路了，惟有斗争，你死我活！明中叶，海禁与海通之争，就扼杀了王直与朱纨。
如果说王直之死，是海禁的悲剧，那么朱纨之死，便是海通的悲剧了，海禁派诱杀了王直，海通派逼死了朱纨。此二人者，一个开拓海疆，一个守卫海疆，但他们都死于非命，历史的转折，往往要拿英雄的头颅做抵押，政治斗争没有赢家，有的只是英雄沦落和国家失败，他们一死，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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