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元里抗英，我们从教科书和各种书籍接收到的信息是：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1841年5月27日晨，英军正要下令攻打广州城门之际，英军司令卧乌古接到了英军全权代表查理·义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的信。信中义律通知卧乌古，广州知府已同意支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承诺保证奕山及调入广州支援的清朝军队于六日内撤离。因此，义律同意不破坏广州城，卧乌古应停止进攻。义律和余葆纯的停战谈判，使得这支部队无所事事地驻守在了城北高地。由于实行“以战养战”的后勤政策，这支部队的后勤补给出了问题。28日，部分英军开始下山侵占北郊的民房，抢劫粮食牲口，挖掘墓葬，甚至奸淫妇女。对于上述说法有很多争议。
1、关于英军后勤补给出了问题的说法就很值得商榷。
英军于1841年1月开始攻打虎门，随后攻打位于现在广州市黄埔区的乌涌炮台，珠江两岸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平静地观看清军与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当挂青龙黄旗的清军船舰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两岸居民竟然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一样大声叫好。
当时《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库克在英军军舰费勒吉敦号上观战，他写道：当地百姓到岸边观战，注视飞过他们头顶的炮弹，还有民众向正在炮击省城广州的英军售卖水果蔬菜。可以说英军从虎门一路打到广州，都有沿途百姓向英军提供后勤支持。英军不缺钱，出价公平，老百姓非常愿意向英军售卖物资。从老百姓对待清军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非常乐意向朝廷的敌人在公平交易的原则下提供物资。
再说广州知府余葆纯已同意支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承诺保证靖逆将军奕山及调入广州支援的清朝军队于六日内撤离，就等同于清军已经向英军投降，此时如果英军要求广州知府提供后勤物资，费用从赎城费中扣除，广州知府不可能在这件小事上和英军翻脸。所以英军后勤补给出了问题、需要靠抢劫三元里村民的食物度日的说法不合符逻辑。
2、挖掘墓葬说。
《在华两年记》的作者麦华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海军指挥官，麦华生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许多重要事件。根据麦华生的记载，所谓的英军在三元里“开棺暴尸”发生在广州城北的双山寺，双山寺是当地的外乡人暂存灵柩的地方，叶落归根是中国传统，在当地染病身亡的外乡人的棺椁暂存于此，很快将归葬故土。
英军不是摸金校尉，他们更不懂分金定穴，毁墓开棺求财这种事在中国风险是很高的，俗话说：挖人祖坟、断人香火、毁人祠堂，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受害方必将以死相拼。英军一开口，广州知府就乖乖拿出600万银元赎城费，英军实在是没有必要去三元里抢农民的几个碎银子，更没必要去死人身上劫财，要抢也让广州知府去抢，反正600万银元赎城费早晚都是广州知府找农民出，自己何必为了几两不知道抢不抢得到的碎银子冒险去跟农民过不去呢？
有一种说法提到，在等待广州知府知府赎城费期间，几个闲着无聊的英国士兵出来闲逛，在双山寺看到暂存的灵柩，出于好奇的心理，对中国人处理尸体的方式很感兴趣，于是就打开棺木查看，被三元里村民发现，就成了“开棺暴尸”，引起附近乡民的极大愤怒。
3、奸淫妇女说。
1841年5月29日上午，一队英军闯入广州城外北郊的三元里村，捉鸡捕鸭，抢劫扰民，青年菜农韦绍光妻子李喜模样俊俏，她刚从家中走出便遭英兵调戏，李喜一边反抗，一边呼救，三元里及其附近乡村的一万多乡勇闻讯赶来，以大刀、长矛、锄头、扁担等为武器砸向英兵，趁着天气阴雨，村民诱导英属印度陆军30人小分队到潮湿的沼泽地，在火枪无法射击发挥武器优势的情况下，重重围困印度军。
英军派出两个海军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管枪”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久的印度军撤回了英军阵地四方炮台。而民众不依不饶，集结10万之众(英方资料称约1万5千人)的队伍包围了四方炮台。英军司令找了广州知府余葆纯，要求余葆纯出面解除乡民包围，否则将立即进攻广州城。余葆纯立即出面对三元里村民说：“大家伙散了吧！英军和我们正在谈判，提出了六百万元赎城费（实际上就是战败赔款）！如果你们不散，那么这六百万元就由你们出了吧！”三元里乡民们当然出不起这六百万元，只好被散了。
三元里妇女李喜是被英军调戏还是真的强奸了，没有明确记载。但当天恰好是三元里村的“社祭日”，当时全村男女老幼正集中在祠堂前面吃饭喝酒呢，一听到“韦绍光的老婆李喜被进村的英国鬼子非礼了”的震撼性消息，壮汉们顿时群情沸腾！其中喝高了的几位壮汉趁着酒兴，抡起锄头就上阵打鬼子。
至于战果，英军的记录和清军的说法大相径庭。
首先，清军声称，在此次抗英事件中，击杀伯麦（J.J.G.Bremer，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霞毕（当指荷伯特Thomas Herbert，英军前锋舰队指挥官）。事实上，三元里抗英事件发生时，伯麦在印度，荷伯特在军舰上，自然不可能被民众杀死。唯一死亡的军官毕秋（Beecher），是一名陆军少校，英方称其死于过度劳累。
英国远征军陆军司令卧乌古（V.H.Gough）在给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的报告中称，在三元里事件中，英军有5人死亡、23人受伤。据清朝方面的记载伤的亡人数，“在广州城西北一带十几里的战场上……所有三元里、牛栏冈……大小双塔等地方，到处都倒着敌人的尸体，据当时公私记载，人数在200以上，校级军官就有毕霞和福克斯两人，士兵伤者不可数计，此外还生获俘虏十余名……中国农民方面虽然也死了22人，但比起敌人来，损失是轻微的。”
时为水勇头目林福祥所著《平海心筹》说：“予水勇砍得逆夷兵头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乡民杀得夷兵二百余名，而水勇乡民战死者共二十名。盖是日夷兵之在四方台下者，无一脱生去。”
时为两广总督幕僚梁廷柟著《夷氛闻记》，说：“……夷目毕霞领其兵与村民战……村民但送围之……及天明，入林内，搜杀几尽……有叩首流血得死者，伯麦、毕霞同时殒命……”
总的来说，就是三元里民众和水勇一道，不仅杀死了200多名英军士兵，还让英军指挥官伯麦、毕霞毙命当场。
清军统帅奕山奏报朝廷，称义勇杀敌10余人。
钟琦在给自己诗做的注中说“殪其渠帅伯麦、副帅毕霞，斩首七百四十八级”，即三元里民众杀死英军多达748人。
从“10余人”至“748人”，清军虚报战果，无非就是向皇帝邀功请赏，导致三元里抗英事迹被无限放大，成了抗英神剧。
事后流传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更是对英军“喊话”：
“尔若不早退出虎门，或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不但现在船上畜类全行烧尽，并要灭尔英邦……”
按这份檄文的意思，如果不是余葆纯劝解在先，英军又主动撤离的话，那三元里民众必定全歼英军。
清朝资料认为，如果没有余葆纯劝解，双方继续对峙，那么英国人会很惨。
但英方有着和中方截然不同的判断。英国人宾汉姆（ J.E.Bingham）在《中国远征记》一书中说：“……他们能够听从道理，服从知府和知县的劝诱，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最运气的了。因为假若我军迫不得已而行动时，其破坏必然要可怕极了。”
言下之意，英军若想击败三元里民众，是易如反掌的！
据记载，英军被三元里民众围困时大雨骤至，英军火枪受潮不能发射的是英军的印度雇佣兵，英方给他们装备的是比较落后的燧发枪，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后来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不怕雨淋的“雷管枪”前来增援。照英军方面的说法，几千名村民围攻英军一个走失的印度连，也仅杀死3名士兵。对峙时，这个连的官兵用“刺刀排成的坚固的防线”，并趁着降雨稍停，拿擦干的枪偶尔打几发子弹，且战且走。直至赶来汇合的英国另一队“水兵们向胆小的敌人放了几发准确的枪，马上使敌人受到重大损失而溃散……”
当时清朝官方军队和英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极大，官军几万人马短短一天之内就被击溃，乡绅们组织的这些以农具作为武器的乡勇强攻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阵地必将会付出惨重代价而不得不败退。这是军事常识，无须争论。
历史学家何书彬称，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援英”，包括三元里在内的广州一带大批民众自动充当英国军队后援，冒着枪林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刺探情报，甚至参与作战。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人后来被查出曾帮助过英军。
本来汉人对满族人的残酷统治就极为不满，满族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更将汉人特别是汉族普通民众推向英军一边，加上英军的作战对象是满族人的朝廷，英军几乎不扰民，采购食物用品出价公平，普通民众有利可图，对英军和朝廷的战争更加漠不关心，甚至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平时民众受尽朝廷盘剥，无力反抗，现在英国人来修理朝廷，民众当然心里暗自高兴，这是很正常的表现。
于是在虎门战役中，林则徐就上奏，有很多老百姓为英军当带路党，“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使得英军轻而易举绕过复杂的珠江水道。不仅仅是在广东，其它地方的带路党只多不少。在宁波，“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在定海，英军在带路党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突袭；镇江战役中，英军“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舍命登岸。”带路党太多，以至于朝廷要员满族正黄旗人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当然他说的民就是指汉族普通民众。
1842年7月同样惨烈的“镇江之战”中，清军水师和英军在长江激战时，岸边大批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聚集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并不悲伤反倒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声、鼓掌声、尖利的长啸声。
英军登陆后，正为食物和饮用水发愁时，镇江百姓争相将蔬菜、牲畜、粮食和淡水卖给英军。
在镇江战役中阵亡的满族人将领海龄，一贯瞧不起汉人，一边率清军和英军开战，一边抓“汉奸”，随意处决他认为会叛变的汉人。当时被海龄以“锄奸”名义残杀的百姓甚至上万！连道光皇帝接到奏报都看不下去，说“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百姓对清军的恐惧远胜于英军，难怪百姓为英军叫好。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比清王朝的残酷统治更坏的结果了，所以在他们眼里，英军打过来未必是坏事，城中百姓都希望英军早日破城。
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有一段“制台见洋人”的情节，他见洋人时，却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在处理涉及洋人的民事纠纷时还说了一段“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耽得起”的名言，充分地说明了清朝这个外族政权根本就不把汉人当人看。
打民族主义牌来凝聚人心非常有效，但清朝却不可以。如果清朝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一定会引火烧身。因为清朝本身就是一个“外族”创建的王朝。事实上，清朝不但不会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还对动员群众保持警惕。
三元里抗英，集结了上万乡民，使满族大臣奕山将军惊慌不已，命令广州知府余葆纯出城安抚英军。不仅如此，奕山还亲自率领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当地士绅施加压力，强行解散抗击英军的“平英团”。
从以上描述来看，三元里抗英斗争就是一次突发事件。三元里农民的抗英，并非是有准备的，相当程度上是在酒精作用主导下的冲动行为，是保护一个具体的妇女（李喜）的行动，教科书上将其上升为“爱国”斗争，非常牵强，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三元里的村民爱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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