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216
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开始恶化
中国政府军在华北和东北战场上的不利战局,以及政府军士气低落的问题,只是国民党政府所面临危机的一方面而已。 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大麻烦是通货膨胀问题,蒋介石及其顾问们试图加强中央政府控制的重重努力,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打击下,化为乌有。 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从1945年的秋天起,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成因, 混乱而贪污腐化现象严重的日战区接受工作,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和经济秩序的破坏; 缺乏安置计划的大规模军事国防事业裁减,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大规模裁退的退伍军人还成为了各地社会治安的隐患; 对于各日占区流通货币的兑换行动,缺乏公平合理性,而且缺乏明确统一的计划; 蒋介石在东北另行发行的货币,更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国民党政府对于货币短缺问题的应对,居然是简单的,无节制地加印钞票,这更加速了通货膨胀的速度;我们可以以1945年9月为基准,看到到1947年2月,法币已经贬值了30倍。 1945年9月到1947年2月 中国法币的贬值过程(1945年2月=100) 1945年 1946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上海批发指数 100 110 288 257 269 509 742 748 1946年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上海批发指数 1,103 1,070 1,180 1,242 1,475 1,554 1,541 1,656 1947年 1月 2月 上海批发指数 1,990 3,090 在这种飞涨的物价之下,最受伤害的是城市工薪阶层。各地的工人们开始了愤怒的抗议游行,发出了愤怒的哭喊。 中国政府从蒋介石背叛大革命之后,就开始了对各地工会组织的强力控制和打压,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更是加强了对工会的控制。当时中国的“中国工人联合会”,是由青帮势力主导的,青帮中地位尊崇的杜月笙,是蒋介石的盟友。但是这一切不能遏制住中国工人们的抗议怒潮。 1946年一年之内,上海发生了1,716起罢工和其他的工人抗议事件。根据当时的中国法律法规,这些罢工和抗议事件,都是违法行为。 共产党员们已经成功地再一次渗透到各个工会组织中去,当然,当时的国民党和青帮对此并没有察觉。 根据日后共产党自己所展示的成绩,我们会看到上海第十二国民棉纺厂,上海海关征收署,大隆机械厂,法国电车公司,上海发电厂,自来水公司,第九棉纺厂,上海电力公司,以及上海的几大百货公司,共产党员们已经成功地控制把握了工会。 共产党员们在天津,武汉,广州等各大工商业城市的工会中,也成功地复制了他们在上海的胜利。 中国在战后第一个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是发生在上海电力公司。1946年1月,在几个工人代表被公司解雇之后,电力公司工人发起了大罢工。 罢工工人们被禁止进入电力公司,但是他们在公司外形成了包围圈,成功地阻止了没有参加罢工的工人进入电力公司工作。上海陷入了黑暗,资方和罢工代表的谈判被迫在烛光之下进行。 四十个上海的工会发起了同情罢工,到1946年2月,已经有70个工厂和企业工会加入了同情罢工行动。 上海电力公司最后被迫向罢工代表们作出了让步。 如何和国民党政府以外的作法记录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中国政府在战后,对工人运动采取了惊人的克制和温和的政策。中国政府采取了收买政策,而不是暗杀镇压政策。 面对日益飞涨的物价,中国政府向工人们承诺,以1936年的物价指数和工资水平为指标,保障工人们维持1936年的生活成本和收入水平。 中国政府同时努力加强对工会的控制,对其中的一些工厂工会进行了改组,但是我们从事后的效果来看,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中国政府希望得到的效果。 随着经济的恶化,失业率持续攀升,1946年底,上海的失业率达到了就业人口的8%,而广州则是20%,在南京,这个数据达到到了惊人的30%。 中国政府对工人的保护,维持他们收入水平的承诺,并没有获得工人们的感激。另一方面,企业主们则觉得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中国劳工市场,已经在亚洲失去了地区性竞争优势,企业家们开始转移投资市场。 香港,东南亚,和美洲,成为中国资本的流出方向。这个趋势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担忧。 1947年2月,中国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对物价和工资设定了上限。 工人的工资以1947年1月的生活成本指数作为基数,被确定了上限。各大城市开始了严格的限价政策,大米,面粉,棉线,布匹,燃料,盐,糖,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被限定了售价。 至少在制度上,中国政府为城市工人们制定了一个细致的供应制度,每个工人不仅被配给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还被配给了固定数量的煤球,以保证他们的烹饪和取暖需要。 限价政策的初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至少维持到了1947年的3月底,工人们的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物资运输批发的效率问题,商人们的物资惜售囤积行为,企业家们开始减少甚至放弃了他们认为物价过底商品的生产。1947年3月之后,限价渠道的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又开始严重起来。 到1947年4月的时候,大米的零售价格已经比1947年2月上涨了一倍,食用油的价格则上涨了2.5倍。到1947年5月,面对着来自供需双方的抗议,以及限价配给制度无法维持的现实,中国政府放弃了限价政策。 1947年夏天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派遣魏德迈将军再次来到对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进行新的调查和评估,魏德迈将军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要崩溃了。 1947年7月的时候,中国政府又作出另一次努力。这一次,中国政府通过中国中央银行,制定了一个制度。根据这个制度,食物和燃料的价格将得到控制,中国政府将提供补贴。 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工厂的工人,以及一些文化领域里被政府选定的人们。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对他们所看重的这些人的补贴和帮助,来度过经济危机。 这个制度在上海取得了效果,上海市民的生活成本指数,通过补贴,居然是低于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的,中国政府感到欣慰了,他们帮助上海市民们度过了难关。 中国政府同时对生产原料的流通进行了控制,生产原料,煤炭,进口的汽油,都被按照政府的规划,在私营企业间,以及公用事业之间,进行了分配。 但是事实上的物价飞涨并没有得到遏制,到了1948年的春天的时候,中国政府开始在城镇居民中实行了配给制度,对生活必需品和食品,由政府补贴,配给给市民们。 这些努力,虽然能够让大家维持生活,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现象。 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物价一天之内数次飞涨的可怕程度。在上海,一个人跑去公共澡堂里潇洒了一翻,当他出来的时候,尴尬地发现,自己带的钱已经不够支付新的物价了。他被迫打电话回家让家人们把钱赶紧送来,而且要赶紧哦,免得钱送到了,价格又涨了。 1948年6月初的时候,一袋米的售价(大约是171磅左右)是6.7百万元法币,到了1948年8月,这个价格是63百万。 在这同一个时间内,一袋面粉(49磅)的价格从1.95百万元,变成了21.8百万元。 一桶食用油(22加仑)的价格,从18.5百万元,变成了190百万元。 这三个商品在1937年夏天的价格分别是,12元,42元,和22元。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14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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