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拿出一件夹克衫，有人猜15，有人猜20。最后她笑说：“5块！”
“北京就是这一点好，富人能活，穷人也能活。富人想买贵的奢侈品，什么都能买到，穷人想买便宜的也能买到。”
2003年下岗后的几年里，我工作不固定。2010年孩子上大学后，我就想到北京去打工。老张白了我一眼：“北京少你这样的？人家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你去能干啥？”
我有自知之明，45岁的年龄，到北京除了当保姆，恐怕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可干。不过，哪怕去开阔一下眼界，见识一下人人向往的首都也好啊。于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北京的家政公司，选择排名第一的那家，跟对方联系了几次，问明一些情况后，便于2011年8月11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家政公司位于北五环一个大厦里，一间15平左右的写字间，靠东墙的长沙发上坐着几个妇女，一看就是等活儿的保姆。西边办公桌后坐着两个40来岁的中介女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其中一位便拿出表格让我填简历。她自我介绍姓陈，对我大学毕业和当过老师的经历很感兴趣，当即问我要求工资多少。
我以前在私立中小学代课，也就赚1000多，想这儿是北京，就犹豫地说要1800。
“你的要求太低，我们这是高端家政，至少2000起价。”陈老师笑了，然后说，“正好，中午会有客户来挑人，待会儿你也见一面，就说要2800。”
我怀疑地问：“那行吗？”
“行，人家都要3500呢。”她跟我面授机宜，“客户如果问你有没有从业经验，你就说你在XX城（北京某小区）干过半年，那家有个8岁的孩子，因为他们要出国定居，所以才重新寻活。”
我心里直打鼓：这不是撒谎么，我可一天保姆也没当过。
“真说没干过，就不好‘上户’。再说了，女同志谁还不会做饭打扫卫生的？没事儿！”她给我打气。
中午，第一个客户来了。房间小，没有会客的地方，陈老师让我们几个“服务员”（在店里中介都称保姆为服务员）都到阳台上去，拉上隔离门。阳台一角堆放着阿姨们的各样行李。
两个经验丰富的保姆去和客户谈完后，陈老师让我也去试试。果然，人家问我是否干过家政，我按陈老师说的一一作答。客户又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除了家务和做饭，我还可以辅导孩子做作业。客户便让我讲几句英语。说实在的，以前学的那点儿英语早忘光了，好在此前在幼儿园帮忙，照本宣科教过小孩英语，我便说了几句：“Spring is warm. Summer is hot. Autumn is cool. Winter is cold.”客户听了点头微笑，连说不错。她走后，又来了一个女客户，带着两个孩子，陈老师也让我和另外3个保姆去和客户面聊，内容差不多。
我跟客户谈的时候，陈老师在一旁不断夸我素质高。不过，这两个客户最终都没选我，我不免有些失落。
为了等客户见面，直到下午4点大家都没吃午饭。这时陈老师开始在进门处的灶台上热饭，保姆们多是吃些自带的馒头、饼干，我则下楼买了几个包子。到了晚上，陈老师告诉我，交50元可以在这儿住1年——在没有找到活儿干或者“上户”之后的休息日，都可以来在公司住着。
我看了看这十几平方的办公室，疑惑地问：“这住哪儿呀？”
“就在地下打地铺。”
难怪我看到阳台上还叠放着一摞旧被子。
陈老师还说可以用卫生间洗澡，不过要交5块钱。身上太粘了，多少钱也要洗。
次日上午，陈老师告诉我：“昨天第二个客户觉得你不错，把你推荐给她朋友了，家中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让我跟你商议，就2500一个月吧，客户的收入也不高。我就给你答应了。”
我很高兴，刚来就找到工作了。
客户让我18号直接去上工，她就不来面试了。但陈老师为免夜长梦多，下午便要带我去客户家把合同先签了。路上，我了解到陈老师是甘肃人，刚来北京小半年。她给我说，客户家所在的XX湾小区，里面的人都“狂有钱”——看来，说客户收入不高，只是托词。好在我觉得工资已经很高了，就没说什么。
面见客户，我多少有些紧张。陈老师小心地敲了敲门，等了好久，女主人才开门，大约30来岁，身材姣好，瘦脸，穿着灰色棉布背心、泛白的牛仔短裤。她名叫媛媛，淡淡地引我们进屋。
房子是小复式，楼下是客厅和儿童房，楼上也只有一间大卧房。她说，我来了，只能先将就先睡下沙发，再等个把月，她家另外一套房子就可以入住了，到时候我就带着小孩住那边。随后，她稍微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就签了合同，告诉我准时来上工就成。
确认找到工作了，回到公司，我就按照月工资的10%交了一年的中介费，250块钱。陈老师说，期间如果不合适，他们都会再免费给我介绍雇主。
到了上户那天，7点过一点我就到媛媛家了，把行李包放在门旁，理了理头发，轻轻敲门。
门开了，一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孩向我跑来，不停地叫着“阿姨”。客厅里有一对60岁左右的老夫妻，应该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上次媛媛提过，孩子跟爷爷奶奶去日本旅游了，昨天才回来，所以让我今天来上工。
我讨好地问候了那对老夫妻，随后我想，更要讨好这个小女孩——因为如果得不到她的认可，我就不能在这儿做下去——便蹲下来和颜悦色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丽达。”孩子机灵大方。
这时媛媛从楼上栏杆处对客厅两位老人说，她得出门去了，让他们去买早点，并让我一起去，熟悉下环境。小丽达也拉着我的手跟着，好像我俩早已是老熟人了。
他们吃过早饭，我开始洗碗、收拾厨房。灶台、碗柜不像经常清理的样子，油污多，黑乎乎地粘得很结实，我就用钢丝球挨着细细地擦。丽达奶奶时不时过来检查，指出哪里没擦干净：“这样干活可不行”。
我红了脸，更卖力地擦了好几遍。
中午丽达爷爷做饭，我说：“我在后面给你打下手吧，一开始也不知你们家什么口味。”他只炒了两个菜，一个素炒花菜，另外一个是洋葱炒肉片，肉只有半个拳头大小。吃饭时，我让丽达坐在一个专用的儿童餐椅上，给她盛好饭。爷爷让我和奶奶先吃，我说你们先吃吧，奶奶说，不用管他，他不怎么吃饭，我们吃吧。我盛了饭，少夹了一些菜放在碗里。
吃完后，我刚收拾完碗筷，丽达就让我搂着她双脚离地不停地转圈。转了几圈我有点头晕，不想转了，丽达还缠着我继续。这时进来了一个壮实的男子，我想这应该是这家的男主人了。那次来签合同，媛媛说过他老公是运动员。我借着丽达跟他玩时问：“听说你是运动员，是什么运动啊？”
他说踢足球。
“是踢职业联赛的吗？什么球队啊？”
他说是北京国安的。
我有些兴奋地说：“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足球运动员，没想到今天见到真人了。”
他说：“这有什么，球员在这一块儿买房的很多。”
丽达跟她奶奶午睡去了，男主人跟他父亲坐在沙发上聊了一阵就走了。丽达爷爷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则一刻不停地将桌子、书柜、楼梯等一切可以擦的地方都擦了一遍。已经过2点了，我想应该是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小心推开厨房边丽达的卧室，悄声问丽达奶奶说：“还要干什么吗？”
我想听到她说：干完了就歇会吧。可是她没有这么说，她从床上坐起来，颇为不满地问：“你没活儿干啊？”
我怯生生地道：“该干的我都干了啊，都擦洗一遍了。”
她想了想，看着我说：“那你给她妈妈收拾衣柜吧，什么衣服放在什么地方你要清楚，不然我不在这儿时，她问你要，你找不到怎么办？”
我想，女主人的衣柜外人可以随便动吗？合着大中午的你们都休息，我还要不停地干啊？我很不情愿地上楼来到衣帽间，小小的衣帽间没有门，两边都是衣柜，里面的衣服还算整齐，我不知道还要如何收拾，就把搭在中间椅子上的衣服叠起来放进衣柜。
没有休息的地方，我就在衣帽间里心神不定地坐了一会儿。
午睡过后，丽达继续让我带她玩。丽达奶奶说，把沙发套拿下来放在洗衣机里洗洗，他们一个月没在家，都没洗。我拿下沙发套，她告诉我如何用全自动洗衣机。我在家没用过全自动洗衣机，不会操作，她又迟疑一下：“那等我出去回来再洗吧，别不会用弄坏了。”
晚上给丽达洗澡，水放好了，可她就是不愿意进到浴盆里去，一会说要奶奶洗，一会又说让阿姨洗。我不知如何是好，求援似的看向奶奶，她挑挑眉：“怎么带她是你的事儿。”我好说歹说才算哄丽达洗好澡，用浴巾把她包着放到隔壁卧室床上，奶奶拿来专用护肤品让我给丽达抹上。
直到10点多，我才得以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下。保姆生涯的第一天，真累啊。
第二天上午，媛媛让我带着丽达跟她一起去朋友家玩半天。谁知这“玩半天”好像搬家——“丽达的衣服多拿几套，吃饭喝水弄脏了好换掉，干的湿的纸巾各拿一包，儿童水杯，饼干零食等等，都要备足……”——足足收拾了两大包。
媛媛朋友家进门右手处是一个大约20多平的会议室，一张椭圆的中空会议桌，周围摆着20多把椅子。墙壁的显眼处，还裱着一幅书法作品，内容是一位诗人的著名诗句，温总理还曾在重大会议上引用过。我当时想，这应该是有钱人的附庸风雅。
女主人和媛媛年龄相仿，高个圆脸，温和文静。媛媛让我拿出水杯给丽达喝水，丽达喝水时，洒了一点在衣服上，媛媛立刻让我给她换身衣服。
午饭后，丽达睡了，我没事到前面会议室里看了看，发现还有一个小书柜，书不多，都是那个诗人的书。刚好女主人走过来，我问：“怎么看到你们藏书都是XX的啊？”
她微笑说，诗人是她外祖父。
“啊？！”
刚来北京几天就遇到了名人的后代，我心里激动，居然没过脑子就提出“能不能送我一本XX签名的书”。女主人笑笑没回答，这让我自觉要求有点过分，又补充道：“我买。”
傍晚，女主人带着我们去了一个西餐厅，她们吃饭，我在旁边等着，媛媛撕一块披萨饼给我吃，然后各自回家。
媛媛没有具体工作，但每天都是上午出去，很晚才回来，平日都是丽达奶奶和爷爷在家，晚上丽达奶奶留下，丽达爷爷应该就回自己家去了。
丽达奶奶不停指挥我，这一件事没干完就接着干另一件，不能看我闲一分钟。丽达也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姑娘，要么玩游戏，要么就将她房间里的书一趟趟地搬到客厅，丢得到处都是，我给她收拾回原处，她又拿出来，扔在地上，不停地搬来搬去。我说不要搬了，她丝毫不听，我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收拾。
丽达奶奶埋怨说：“你看你，到底会不会带孩子啊？不能由着她啊，她要扔你就让她扔啊？”
晚上哄完孩子睡觉，收拾好一切，又快10点了。收拾完在沙发上躺下，我久久睡不着。
第四天中午，丽达奶奶做饭，我在边上帮忙，她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干完了，我在边上站着。她说：“你没事不能找事做吗？”我就去找事做，拿拖把拖卫生间，还没拖几下，她又指责说：“你看你，现在干那个干啥？”
我一下来了气，提高声音说：“到底要我干什么啊？我干什么你也看不上，我不干了！”
“你喊什么？我可不跟你喊。”她就打电话，让儿媳妇回来，媛媛听了婆婆的话，冷冷地对我说：“你走吧。”
“就这样撵我走了，不给工资吗？”
“你回去跟公司谈。”她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
我想反正她有押金（相当于我的一个月工资）在公司，不怕不给。在这里虽然干了不到4天，但感觉比4年还长，活儿不离手不说，最主要是丽达奶奶给的精神压力，让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我提着沉重的行李走到大街上，心里一片茫然，同时也松了一口气。下一步到哪里去呢？总不能打道回府吧，刚干了这几天就回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绝不能回去。
我也想跟老张说一下我的遭遇，但他又能帮上什么呢？他多半会让我赶紧回家，我也就对他只字未提了。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家政公司的李老板，定了去媛媛家“上户”后在医院办理健康证时认识的。她50岁出头，风韵犹在，每天早上都拿着相机去那个医院联系前来办健康证的阿姨，然后拉到她公司里“上户”。那天，她得知我是大学毕业又当过老师后，劝说我去她的公司当中介：“这不比你给人家当保姆好听吗？到人家里做，还受气，还受歧视。”
想着，我就给她打了电话。
在去李老板公司的路上，我接到陈老师的电话，说她已经知道我在媛媛家的事，让我赶快回公司，说她又给我找了一家客户，“这家比较简单”。可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去人家里当保姆，就回绝了她。
李老板的家政公司有3个店，她让我先到西客站店去，那里正好缺少一个中介。这个店藏在居民区，外间是办公区，右手边一个大房间，放着10多张双层床，是保姆们临时住的地方，没地方去的中介老师也住这里。
店长姓江，30来岁，除了她，店里还有3个中介。李老板给我谈的是底薪1600元，开单有5%的提成。每个中介都努力约客户和保姆对接，我是新人，店长给了我一批在网上收集的“意向客户”电话，让我把他们约到店里来看看。
但打了十几二十个电话，很难来一个，中介着急，在店里等活儿的保姆们也着急。
保姆小楚，安徽人，快一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雇主，都快没钱吃饭了。中介王莉断定她急于“上户”，给她配了一个雇主，工资很低，别人都不愿意去，小楚无奈答应。
客户是一个独居的老头，女儿上班很忙，无法照顾。小楚和雇主签了合同，去了雇主家，可是才干了几天就哭着回来了，说那个70多岁的老头经常对她动手动脚。她涕泪涟涟，想让公司出面，讨要几天的工资，没想到雇主的女儿紧跟着也来了，要求退服务费，说小楚干活不精心、偷懒，还污蔑她父亲的人品。
我想既然是王莉给小楚介绍的雇主，她就应该跟雇主沟通，把工资给小楚。我悄声跟王莉说这个建议，谁知她脸色一变，厉声吼道：“滚一边待着去，有你什么事？”
我明白，公司保证不了保姆们的利益，他们不想得罪客户。
在西客站店待了一个多星期，我没签成一单。江店长对我说，李老板把我调到朝阳北路总店去了。
李老板找人教我和另一新来的小陈把相机里的照片上传到电脑，人家耐心地教了两次,可是我们还弄不好。李老板气得说：“你们学会了不干两年不准走！你看你们学的那个费劲，人家一学就会了。”
总店的客户多，还比较好约，但能不能签约，也看机缘。那天我在同事的帮助下签了“一个半”合同——“半个”是老单换人的，提成也减半。我和小陈都不太熟悉业务，客户的单子处理不过来，没几天，西客站那边的王莉也调来这边了。王莉很强势，刚来就签了一个3000元的大单。我和小陈都心里打鼓，不知店长会把我俩谁弄走——小陈用电脑打字还比较费劲，应该更不适合干这份工作。
接连几天，我都没再开单。这天下午，我又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她听说店里有北京的保姆，想见见。我就给那位北京林阿姨打电话，约她明天中午别迟到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林阿姨的照片，非常漂亮，不知是不是近照。挂断电话，林阿姨还在网上跟我聊开了，说自己写了一本书，家里俩孩子都是研究生毕业，“当保姆家里人都不知道，毕竟我不全是为了挣钱……”
我想起在西客站店的宿舍里有个保姆，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睡前要用带着玫瑰花瓣的药粉泡脚，我赞她“像个贵妇人一样，不敢想象她会来做保姆”，结果这句话倒惹恼了她，我们俩还差点打了一架。当时江店长就说：“这里是北京，什么人都有。”
所以，我回复林阿姨说：“我理解，您是为了丰富生活阅历，很佩服你这种精神。”
隔天上午，林阿姨打电话来问雇主是否能早点来，我说雇主只能2点半后才能来。林阿姨下午如约而至。她穿着黑底红花短袖上衣，白色裤子，打着阳伞，肩挎米黄色挎包，很儒雅的样子。虽然人已经57岁了，但看起来很精神。聊了一会儿，我就知道她不是能当保姆的人，不会吃得了那个苦的。
雇主迟迟不到，林阿姨埋怨雇主不守时间：“还有，雇主要家政服务员有健康证，服务员是不是也该看雇主家人的健康证？如果雇主家有人得传染病感染了服务员怎么办？雇主是人，服务人员就不是人吗？这就不公平啊。”
我说：“谁让咱们是弱势群体呢，服务员想找活干，哪还能挑剔雇主有没有健康证呢？”
最终客户姗姗来迟，谈了一会儿，客户很客气地嫌林阿姨年纪大，说孩子调皮怕她带不了。另外两个中介极其热心地给那位客户又介绍了几个，都没有她满意的。客户走后，林阿姨说：“哼！嫌我年纪大，我还看不上你呢！”
很快，她在别的公司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工作。
接连几天都没能开单，我心情郁闷。晚上下班，和几个保姆闲聊，都是各种出门在外的难处，“找到了好雇主还算你运气好，但有的人家觉得出钱找保姆，不把保姆当人待”。
一个下岗工人附和道：“我们挣的钱是干活加受气的钱。”
一个河南的女孩，很文静，人也很清秀，不像是找不到工作的样子，可来了一个多月没上工。我问她原因，她说：“以前不是有一个说法嘛，‘十亿人民八亿骗，河南就是总教练，总部就在驻马店’。”
我听说过，一些雇主明确表示不要河南和东北的保姆。
一旁还有几个没开张的“老人”又接着说，找不上工作还得怪王莉：“王莉这个女人太坏，她光给新服务员派单，派单之后，就不管不问了。”
这我是知道的，保姆们给公司的“中介费”可以像我之前那样扣月薪的10%，也可以直接交300元作为“年费”，后面的一年里，公司要一直负责给找雇主。新保姆们找到雇主签合同后，就得立刻缴纳中介费，因此为了多收中介费，中介公司更愿意给新人“上户”。那些上一次户下来的，哪怕干一天，就是“老服务员”了，交过了“中介费”，公司就不会轻易给介绍客户，因为没钱赚。
李老板在办健康证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拉来新人，这些交过费的“老服务员”迟迟找不到新的工作，等不及，只好去别的家政公司，上户时免不了又要再交一次“中介费”。而中介公司的老板们就在这个循环中赚足了钱。
我又好不容易跟一个客户约好了，让一个保姆去试工。谁知这个保姆脑子进水了，人家说让她带着孩子一起去四川旅游，她就是不去，签好的单子又给退了。
心情正不好，另一个客户来了——这个客户我追了好久，保姆也给约来了，可王莉霸道地说这是她的客户。我说：“我一上午打了几个电话她才来的，怎么成了你的客户了？你说是你的客户她姓什么、电话多少？”
“我说是我的客户就是我的客户！”最终，那个客户被她拉走了，没有任何解释。
这天晚上，王莉账目弄错了，李老板说了她，她气不过，把气撒到我身上说：“林老师在西客站店的时候，还跟服务员吵架呢！”
正在我们剑拔弩张时，李老板的儿子来了——他算是真正的老板，来店里发工资。听他妈说了几句，他就把我拉到一旁问：“你是大学毕业？什么大学，当过老师？”我回答是。他又说：“你明儿去广渠门店当中介老师，那儿不像这里这么忙。还有，公司过段时间就要搞培训，以后你当保姆培训老师，对开单不做要求。”
没有了开单的压力，我放松下来。这样好，要比让我跟那些如狼似虎的像王莉那样的人争客户、抢服务员要好多了。
广渠门店也位于一个居民区里，宿舍条件尤其差。去的当天晚上，我刚迷迷糊糊睡着，财务主管就大声叫骂起来——不知是谁在卫生间的下水道口小便，淌了一地的血，都踩到宿舍去了。
由于便池堵塞不能用，夜里到外面去小解又太远，不知谁可能憋不住了。她骂了几遍也没人承认，最终有人主动将地面弄干净才算安静下来。
平日工作我依然是给潜在的客户打电话，除了到外面去两次厕所，几乎都在电脑前坐着。任店长严肃地告诉我：“上班时间，出去上厕所也要跟我打招呼。”
下班后，我在电脑上写日志，正敲着，任店长扭过头来看我写什么，又不高兴地说：“不要用公司的电脑干无关的事。”
说完，她就提着包离开了。我赶紧收拾台面，准备着关电脑。
不一会儿，宿舍里的保姆慌乱地喊道：“老师，小李病了，都起不来了，快来看看吧！”
我很慌，一个服务员说她出去买速效救心丸，我便留下看着躺在床上的小李。听旁人说，小李先前是在医院伺候一个老头，老头这天刚死，小李“下户”回来就躺在床上休息，不一会儿就说心里难受，听到那个老头在喊她。
我听得毛骨悚然。药买来了，没有人敢喂给小李，也没人敢扶她，我只好一手托着她的头，把药喂到嘴里，然后再给她喝了水，才让她躺好。
这时，旁边人开始叽叽喳喳起来：“这叫‘执死鸡’，就是侍候快死的人……遇到这情况雇主家要给保姆‘挂红’的，可以辟邪。”
可是人家给了小李100块钱，让她自己买红衣服穿，也算是挂红了呀。
一会儿，小李恢复过来，有气无力地说，她已经穿了红裤衩了，就没拿雇主给的挂红钱买新的红衣服穿，“真是后悔啊，干嘛省这个钱”。大家也纷纷说她不该这样做，还说如果体质不好的人就不要侍候那些快死的人，抵抗不住邪气。
中秋节快到了，有些保姆到市场去逛，回来买了一些衣服。小李完全恢复了，可能还是心有余悸，买了一条紫红色的直筒裤，鲜艳无比。她甩着裤子让人猜这条裤子多少钱，有人猜10块，有人猜15，最后她神色得意地揭晓谜底：“2块！”
大家惊呼：“啊！也太便宜了！”
她又拿出一件夹克衫，有人猜15，有人猜20。
最后她笑说：“5块！”
那衣服看上去很新啊，怎么那么便宜？真是不可思议，这可是北京啊，就是在农村集市，也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衣服啊。有人说，那都是“估衣”，是人穿过的或者质量不好的衣服。
这时，任店长说：“北京就是这一点好，富人能活，穷人也能活。富人想买贵的奢侈品，什么都能买到，穷人想买便宜的也能买到。”
这让我想起我在丽达家时，媛媛到一个专门的绿色超市买东西，一根胡萝卜12块，一根苦瓜15块。
中秋节节后，时间宽裕，我准备到第一家家政公司去，讨回我生平第一次当保姆的工资。我在媛媛家干了3天半，怎么着也得给我3天的工资吧？
我跟陈老师说工资的事，她说要等老板批才能领到钱。第二天，老板来了，说媛媛把押金取走了，她大闹公司，说公司骗她，还说你问她朋友要东西。
老板让我打电话问媛媛要工资，最终钱也没要上。我先前还同情别的没要到工资的保姆呢，谁知这事也落到自己身上。
宿舍里阴暗潮湿，有个保姆腿上长了红斑，奇痒难忍，涂药也不见好转。接着几天，陆续有人身上长红斑，我腿上、腰上也长出一块块连成片的红斑，痒得要死。
李老板从总店过来，里里外外打消毒药，用醋加热熏蒸，弄得满屋酸味，也不见好转。不过，长了红斑的人，找到雇主上户之后，换了环境很快就好了，可见还是房子环境引起的。
自那以后，我走过摸过的地方，任店长都要用酒精消毒，还用酒精反复擦键盘，不让我摸任何地方，说别被我传染了。这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那一刻，我打定主意要辞职了。
我收拾行李，离开店里。此时就快到国庆节了，走到街上，梧桐的叶子在秋风中飘零，在一个叫幸福大街的公交站牌下等车，我却不知往哪里去。
我要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继续找工作，哪怕是到饭店洗碗刷盘子，也要继续体验北京，毕竟，我刚来一个多月，不想就这样回去。
我来到一个叫西花市大街的地方，寻了地下室，租金500一个月。地下室空间小，间壁很薄，人声嘈杂，半夜还不得安静。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又被一阵炒菜的刺啦声惊醒，原来对门的女人5点多起来在门外炒菜做饭，窄窄的过道，不足1米，锅碗瓢盆的声音如在耳边。她做钟点工，和丈夫租了这间地下室。我到公用卫生间洗漱，那里面污水横流，肮脏不堪。
这里在崇文门附近，距离天安门不远。国庆节这天一早，我打算步行去广场看看。走到大街西头，看到路南边一个门店正在招聘，我抬头看，醒目的招牌上写着“X千里”，原来是一家主营韩国烤肉的餐饮店。
我正需要找工作，就推开玻璃门进去了。这是一个近千平方的大餐厅，此时还没有客人。一个瘦脸小伙子接待了我，他是刘主管，帮我找来经理。经理二十五六岁，人很帅。他说“你可以随时来上班”，我还想着去看天安门，就说明天一早过来。
我应聘的岗位是保洁，主要负责清洁茶杯、筷子、夹子等餐具，顺带清洁客用卫生间，工资1800，比当保姆的工资低。几天下来，我的手脚胳膊腿肿胀疼痛，晚上回到地下室睡觉，半夜做梦胳膊上的肉掉了一块。一次早班，我端着满满一筐子摞得高高的杯子送去前厅，胳膊一抽搐，几个杯子掉下来，稀里哗啦摔到地下，碎了一个，领班立即在在罚款单上记下：罚款10元。
客用卫生间每天清洁得跟人家的客厅一样干净，墙壁每天要擦一遍，洗手台、水龙头都要打磨光亮如新。有的客人喝多了，污秽物吐得到处都是，我都要清理干净，还要在墙上的表格上填写清理记录。一天早上我在擦男卫生间的墙壁，这时一个早到的客人进来了，我说“稍等，马上就好，我出去”，他说“没事，我就在隔间里”。说着，进入隔间关上门，哗哗啦啦的声音随即传出来。
餐厅楼上是女宿舍，大开间，摆着3排双层床，住着20来个女员工。一个月租期满后，我从地下室搬到员工宿舍。晚上10点多，下晚班的人都回来了。宿舍里，一些年纪大的妇女坐一起唱“主歌（赞美诗）”，年轻的女孩们凑在一堆唱情歌，屋里好不热闹。每天深夜，磨牙的，打呼噜的，说梦话的，此起彼伏。
小冉也是保洁，和我是“对班”，只在午餐、晚餐忙的时候工作时间才重叠，休息日不能在同一天。她是西北人，30多岁，长得瘦小，面目也不讨喜，有人说她缺心眼，穿着打扮也土气。她是一根筋，稍有不如意就要闹别扭发脾气，别的女员工都有些看不起她，很少有人跟她玩，只有我比较随和，她因此常常粘着我。有时晚上她爬到我的上铺，缠着我教她背诗，我就教她“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教了许多遍她还是不会，说成“赤日炎炎放火烧，田内禾苗半裤腰”。
凉菜间的小晁，40多岁，是个美女，一次对我说：“你不要跟她一起玩，都丢你的身份。”我也只能笑笑。小冉有次非得缠着经理要跟我同时休息，要和我一起玩一天。经理不同意，她就生气，祭出她的口头禅：“不干了不干了！”经理被缠得没法，只得答应她。那天我带她到一个批发市场，帮她买了衣服和短靴，捯饬一下，立即外形有所改观。自此以后，她更加粘我了。
一次小冉没有戴手套就洗杯子，用手抹杯子时遇到一个破口的玻璃杯，手被割开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淋淋。我吓坏了，给她找创可贴，又用纱布包扎——我想这应该是工伤吧，可以带薪休息，可是经理却说：“谁让你不戴手套就洗杯子的？”
10月中旬，我收到短信，显示银行卡入账1493块钱，我知道是李老板的家政公司发的工资——可是，钱怎么会这么少？我打电话问她儿子怎么回事，小老板说：“你9月份上了28天班，你自己算算是多少？”
“那我开单的提成呢？我离职前还开过一个3000的大单呢，加上原来开的单，怎么也有几百块提成吧？”
“你还跟我要提成？你总共开了几单？”
原来他说“对我开单不做要求”的意思，是一些单子都不记在我名下。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挂了电话。
店里的早餐常年不变，照出人影儿的稀粥、大馒头和黑咸菜，有时把摘下来的香菜根腌了吃。这样的早餐年轻的员工是不吃的，我们上岁数的有时也到外面吃些可口的。一次，小冉从外面买来几根大油条，给我拿到洗杯间，非要给我吃不可，我不吃，她说：“你不吃我就生气了啊！”
休息日，我会到附近转转，每每看到路口川流不息的人潮，附近“新世界（商场）”里昂贵的价签，我感到这才是切切实实的北京。在一个路口，经常有一些中年妇女手里拿着毛巾、洗衣粉之类的，拉人到楼上的调查公司接受五花八门的调查。我被拉去几次，有时是品尝饼干的口味，有时是闻香水的气味，有时是调查脚气脚病，还因此得了两条很好的毛巾。回去后，小冉和一个女工见了，也要去参与调查。我告诉她们位置，不久后俩人都拿了毛巾回来，很是高兴。
我也去看香山红叶，去看鸟巢和水立方。从天安门进去，止步午门，再进去是故宫，就得收费了，我便又从东华门出来，看看沿途有什么风景，再绕回来。更多的时候，我去隔壁新华书店看一天的书，乔布斯死后，他的传记被摆在大厅显眼的位置。
一个周五下午，顾客突然增多，到了晚上，撤回的杯子堆积很多，我不停地清洗，杯子还是不够用。经理拿来几盒子玻璃杯让我清洗，我说今天很反常，怎么突然人多了起来，也不是周末啊？
他说：“今天是光棍节啊，并且是‘千年光棍节’。”
正常时间，每晚8点多就开始打扫前厅卫生了，这时还在陆续来客人；这晚到了12点，还有一桌客人不走在那里东扯西拉的，死讨厌。直到快凌晨1点了，我才坐到床上去。
还有一天，一个客人骂刘主管，一直骂了十几分钟，一口一句“X你妈”，刘主管低着头任由他骂个不停，原因是他没有提示客人店门外没有停车位，车被贴了罚单。客人不顾这么多人吃饭，在大厅里不停地撒泼，经理劝解也不听，到最后不知是经理给了他什么补偿才作罢。刘主管白白受了气，一点也不敢吱声。
由于工资低，店里服务员辞职的很多，有人月中领了上个月的工资就走了，宁愿不要本月半个月的工资，也不愿等待一个月的离职期限。原来点名时排着很长的队伍，两个月后，队伍变短了，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加大了，但工资却没有提高，剩下来的人也很有意见，要辞职。
我也累得双手都难以抬起来。天气很冷，附近某购物中心门口扎起了彩虹门，上面用黄色的大字写上“2012.1.1”。
我想，我该辞职了，毕竟，这个工作工资太低，身体也难撑下去了。
我提前递交了离职报告，打算到春节前离职。晚上小冉又缠着我教诗，我看着宿舍里形形色色的人，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两句诗，你把这两句背会，在适当的时候背给人听，人家会说你很有学问。”
她说，好。我教她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于是，她鬼念桃符似的不停叨咕起来。早上背，晚上也背。她夜里并不说梦话，早上人家快起床了，她就开始说梦话，说得还很清楚。那天她说：我去天安门了！又说，经理，我要跟林大姐一个班。有一次又说，服务员，买单！
那天天快天亮时，她睡梦中说：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听到的人都笑起来。
春节前我辞职走了，走时，小冉执意送给我一件打底裤袜，说留作纪念。
春节过后，我又要去北京。
老张开玩笑说：“看来，这个家你一天也不想多待了。”
“趁着还能出去走走，就要多体验一下。”
这次回来，我打定主意当保姆，毕竟保姆工资高得多，吃住也相对好不少。
我又来到最初的那个家政公司，陈老师还在。次日，我就找到了工作，是我初到北京第一次面试的那个雇主，工资是年前在饭店工资的两倍。
雇主43岁，英国留学博士，老公是执业律师，有个8岁的女儿，念三年级。她开车带着我来到她位于奥运村的家，四室两厅三卫的房间，200来平。晚上，博士丈夫回来了，简单和我认识了一下，就客气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就好。”听博士说，他们除了住的这个房子，在二环内还有两套120多平的房子，夫妇二人一个开丰田，一个开奥迪。
每天早上，我5点多起床，先给孩子做早饭和午饭便当，6点半准时让她起床。这个年龄正是贪睡的时候，要叫几遍孩子才能慢吞吞地起来。催她起床吃饭，让她快点，她慢腾腾地说，“快不了”。待她吃好饭，我便送她到小区门口等校车。
随后，我就回去继续准备博士夫妻的早饭，一般是煮杂粮粥、煎蛋和牛奶，偶尔也会煎一下他们买好的千层饼，炒一个素菜，律师爱吃榨菜，放上醋和麻油。饭做好了，他们还不到起床的点儿，我就趁着这个时间拖地，把200多平方的地面拖一遍，擦桌子各种台面等等。
8点左右，律师先起来吃饭，最后博士起来吃饭——她在家工作，网上远程办公，不需要外出。等博士吃完饭，我收拾厨房，然后洗衣服，再去附近的超市买菜，把小票留好，以便月底对账。
中午只我和博士两人，简单吃点。午后可以休息到3点，然后收拾一下，就准备晚上正餐需要的食材，再到小区门口接回女孩，便开始做晚饭，等律师回来准时开饭。
晚饭后，收拾厨房，我就开始辅导女孩做作业。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女孩也不能主动学习，需要催促，每天把她从电视机前转移到书桌前，都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这也让我感到了压力。
平心而论，这样的雇主对保姆的态度是不错的了，外出吃饭也要带着我，可我每次都不愿去。后来博士给我分析说：“你可能对这个工作还是有偏见，认为保姆这个工作不体面，所以不愿意跟我们出去。”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潜意识里有这样的观念。这个时候，因为家中另有急事，我跟博士辞职，等她找到接替的阿姨，我就离开了北京。
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4月，离我第一次到北京已经过去了9个月。往后，我再没去过北京打工，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让我见识了穷人的北京，也见识了富人的北京，见识了这个词语背后的光鲜靓丽，也见识了它背后的辛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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