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b] 丁真过气了？ 从全网追捧，到被逼道歉，丁真只用了两个多月。 两个月前，四川甘孜理塘这位19岁的藏族小伙，因为误闯进摄影师胡波的镜头， 留下一段“野性又纯真”的短视频，随后在中文互联网上掀起一阵又一阵的舆论风暴。 蜂拥而至的媒体、波浪滔天的数据流量，彻底翻转了这位藏区放牧少年的人生轨迹， 也将理塘这个贫瘠县城多年来的扶贫努力呈现在公众视野中。 两个月后，丁真一则在房间内抽电子烟的视频被爆出， 在网上引发争议后，其工作室发表道歉信。 网红人设、饭圈逻辑、烟草非议……种种舆论像是一团闭环的铁链，将丁真再次紧紧捆绑。丁真快手首秀，现场拆开网友们送的礼物，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小王子》等经典名著， 也有《马百科全书》《马场兽医手册》《DK博物大百科》等专业书籍。丁真犹如一个承载了人类所有异域想象的蟠桃，有人不远千里去追逐这颗“明星”， 有人像在动物园投食般给他寄去满屋子书籍，有人隔着屏幕教他如何最大化实现商业价值， 有人骂他作为公众人物为何要抽烟…… 鱼龙混杂的互联网文化和广博隐匿的藏区文化，在丁真身上不断激烈碰撞，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雪域高原、冰川脚下、河流猛兽、寺庙白塔……藏区人民朴素的生活日常， 如今被陡然勾连进赛博空间的思维方式之中， 真实的广袤藏区和无数鲜活的藏区孩子，都被粗暴的网络逻辑过滤了。 时至今日，网上关于丁真的追捧和争议已经渐渐消沉。 或许不久之后，丁真就会彻底过气，就可以骑上他心爱的小马珍珠， 和朋友们自由地在格聂雪山脚下策马扬鞭。但参与狂欢的无数网友，对于藏区的异域想象是回归理性，还是继续等待下一个丁真？ 01 藏区还有很多“丁真”“从小成长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孩子，几乎不知道苹果、桃子、梨子、草莓等水果， 蔬菜也认识白菜和萝卜，豌豆荚是他们最喜欢的零食， 一块钱五个的气球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玩具。”理塘县往西745公里，西藏自治区八宿县然乌镇，有一个与世隔绝的藏族村落， 名为来古村。 来古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隐藏着的世外桃源”。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来古村坐落在世界三大冰川之一的来古冰川脚下， 长久以来遵循着古老而又传统的生活逻辑，装点着神秘而日常的西藏。 来古村有90多户人家900多口人，他们散落在雪山之间，半农半牧， 佛塔桑烟，静谧端庄。村子里全都是藏族人，他们世世代代使用着自己的母语， 靠挖虫草、找贝母、养牦牛为生。 2012年的一个雪天，一个不知来历的汉族女人陈莉莉， 敲开了来古村村委会的大门，就像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 从此开启了她在来古村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来古村和丁真的家乡理塘县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海拔都在4000米左右， 村里世代聚居的，都是康巴藏族，没有外来族系，且鲜有迁徙。 “来古村的孩子，就是幼年版的丁真。” 这是陈莉莉第一次在网上看到丁真时，脑海中最直接的感觉。 来古村和理塘县一样，都是广袤藏区下的一个个普通行政县市或村落。 我们平常提到“藏区”，大多会自动联想到行政区划上的西藏自治区， 但实际上，中国有三大藏区——卫藏、安多和康巴， 涵盖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四川省、青海省、甘肃省等多个行政省份， 共下辖141个县级行政单位，8个市辖区，1个行政委员会。 三大藏区共有六百多万藏人（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他们虽在民族文化意义上被简单归并，却各有特色。卫藏地区佛法氛围浓厚，被藏人称为“法域”； 安多地区草场肥美，马匹健硕，被称为“马域”； 康巴地区则具有人种优势，那里的人民大多人高马大，容貌妍丽，被称为“人域”。 丁真和来古村的孩子一样，都生活在康巴地区。 在和来古村孩子长达一年的相处中，陈莉莉慢慢明白， “丁真们”成长的这片肃穆大地，跟游客们走马观花所见、 网友们道听途说所想象的样子，截然不同。 匮乏，是她对于这片土地最深的印象。 虫草和贝母是来古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早年间， 一根虫草可以卖到60元，每斤贝母则价值600到800元。 但是，因为来古村山高路远，村民去一趟镇上需要走25公里， 物资轻易抵达不到，所有东西的成本都很高。 我们或许无法想象， 当一个地方的物资匮乏到一定程度，生活在那的人民， 生活生产的细枝末节将会以怎样的姿势舒展开来。 陈莉莉来到来古村的那一年，村里仅有两个区分“男”“女”的厕所， 只有两户村民家装有太阳能热水器。 受严寒气候影响，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就是青稞， 人们日常的主食是糌粑和酥油，偶尔吃少量的菜。 从小成长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孩子，几乎不知道苹果、桃子、梨子、草莓等水果， 蔬菜也认识白菜和萝卜，豌豆荚是他们最喜欢的零食， 一块钱五个的气球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玩具。 电影《气球》里，两名藏族孩子以为父母藏起来的安全套是气球，吹起来玩了一天 物资上的匮乏也让村民们的精神生活略显单调。 来古村地处偏僻，孩子们汉语水平不好，接触信息的渠道也有限， 即便是家中有电视的家庭，能收看到的频道也局限于那几个藏语频道。 陈莉莉偶尔会给孩子们放电影（学校里只有老师的房间有电源和电脑）， 他们喜欢看《鼠来宝》《蜘蛛侠》， 却对《天堂电影院》这种没有武打枪战戏份和西藏元素的故事片，提不起半点兴趣。 支教期间，陈莉莉经常收到爱心人士寄来的包裹，里面主要是衣物、药品和学习用品。 “这些东西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窗口，孩子们知道了别人穿什么、用什么。” 陈莉莉说，有时包裹里会有一些短裤、短袖，孩子们就会拿着这些清凉衣物各种比划， 充满好奇，甚至一脸怜悯地看着他们老师， 问：“这样，不冷吗？” 有一次，陈莉莉在看一张人体穴位图，被学生发现了， 他们纷纷围到老师的身边，盯着那张人体穴位图，仿佛老师在看什么奇怪的东西。 “后来，那张人体穴位图就在不同性别的孩子间传来传去，很快也就坏了，直到后来它们有了躲不过去的遭遇：有一天被孩子们烧毁了。” 回看此前数十年，来古村的“匮乏”状况在藏区并不是孤例。 截至2015年底，西藏自治区仍有59万人处于贫困之中。 2014年初，青海的全省贫困人口达73.6万人。 曾多次到藏区参加公益活动的大学生李明石（化名）， 去年到藏区某村落做田野调查，意外发现此地在上世纪末还广泛存在“以物易物”的经济现象。 “都快21世纪了，不少地方还是没有道路，粮食匮乏，货币流通很少， 贸易市场才刚刚成型。民间为了生存，吃饱饭，也只能靠以物易物。” 李明石说，直到2000年以后，道路通了，虫草价格开始暴涨， 这种以物易物的传统生活方式才慢慢消亡。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正是丁真这样的牧二代小孩成长起来的年代， 他们一出生就置身于藏区发展的高速轨道上，也因此有了共同的忧愁和喜乐。 诗人于坚曾说，一旦时代在前进， 那么，那些永恒的大地、高原、雪山、鹰鹫、河流、猛兽、 神庙以及人们的来自传统的朴素而过时的生活也必须跟随时代一道前进， 否则它们就应该在语言中被遗忘掉。 丁真的意外走红，给藏区罩上一个超脱现实的透明玻璃穹顶， 让它以一种异常梦幻瑰丽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然而，真实的藏区并不像宣传片所示那样只有“纯真”“文艺”， 它稀薄、冷冽、苍茫，拖着古老的身躯跟随时代踽踽独行。 02 缓慢而巨大的现代化变革“很久以前他们羡慕向往县城里的生活， 但是当他们真的进入县城工作、生活以后，新的向往又产生了，想回村子里了。”藏区正在经历一场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史诗级巨变。 首先，基础设施的建设、通信技术的普及，就足以让荒蛮的高寒之地改头换面。 据国家电网公示，在2014年以前， 理塘县还以光伏、小水电供电为主，受天气、季节影响较大， 居民时不时需要点酥油灯照明。 2015年，理塘全县实现通电通网。2019年3月，丁真家所在的然日卡村才连接上大电网。 牧民多吉家在村子里一个很偏的地方， 附近没有公路，每逢下雨，路上都是泥泞，人根本出不去。 因为地处荒僻，他家里收不到什么信号，有时候朋友给他发微信， 他好几天后才能看到。 有一天，他兴冲冲地给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 让朋友到自己家里来玩，因为村里给他家专门修了一条马路。 有了路，他能够走出来见朋友，孩子也能顺着这条路，走到学校，接受教育。 道路不仅沟通了人际关系，也贯通了产品和技术。 内地的蔬菜瓜果通过公路被运往西藏，西藏特有的产品也被运到内地， 比如糌粑和酥油粉，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些内地人的饮食调味品。 藏区水电、公路和网线的搭建，犹如人体中被激活的毛细血管，流 淌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让物资和信息跨越地理边界， 输送到每个村庄和藏民手中，翻腾起藏族地区之间、藏区和内地之间，交流的水花。 尽管来古村地处偏远，但面对势不可挡的现代文明冲击，他们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 藏族人大多能歌善舞，来古村的村民们也是如此。 驻村干部刘局曾想把村民的这种能歌善舞充分利用起来， 他找资金、买演出服，让村民把歌舞练得更规范些，联系需要演出的地方， 这样村民就会有一项额外收入。 但村民们不同意，此事最终作罢。 近年来，政府加大对于藏区的扶贫投入，来古村也砌起水泥路，装上路灯， 个别贫困户被安置到八宿县里的房子，去某食堂做饭或者当环卫工人， 村民的基本生活问题都已解决。 但新的问题也产生了。村民们失去了挖虫草的时间，逐渐远离了传统的藏区生活。 “很久以前他们羡慕向往县城里的生活，但是当他们真的进入县城工作、生活以后， 新的向往又产生了，想回村子里了。” 陈莉莉说。 一直以来，物质享受对藏族人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他们大多数人甘愿一辈子种青稞、找虫草、放牛羊，挣来的钱也主要用在与信仰有关的事情上， 储蓄对他们来说太过陌生。 但面对生老病死和子女教育时， 他们也越来越像中国的大多数家长一样，很难不为金钱焦虑。 藏区独特的地理气候和饮食习惯导致那里的人们经常患上各种慢性疾病。 四五十岁的藏族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病和关节炎。 “村里人的死去，都没有可以说得上来的原因。 大家只需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 陈莉莉认为，藏族人对疾病以及疾病诊治的恐惧和保守，是导致他们“无故死亡”的最大原因。 前记者马金瑜在青海藏区生活了十多年， 她将这十年视为藏区传统文化和高速现代化发展相交叉的关键十年。 据她所说，以前藏族老年人生病了，大多会到藏医诊所寻求治疗， 但现在藏族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去藏医诊所，他们更愿意去西医院或者药店。 藏医院和诊所慢慢成为了藏族中老年人看病的地方。 在子女教育上，据马金瑜观察，从2010年开始，就有很多藏族人有意识地把孩子送去留学， 这是金字塔顶端的那部分人。 随着近几年义务教育在藏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藏族人把孩子送到了内地和牧区附近的城镇读书。 在经济条件更差的来古村，教育变革来得像城市化一样急速。 2001年开始，全国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按政策要求，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 此后十多年间，农村普通小学数量缩水近七成， 直到2014年村小数量不再被纳入统计数据。 对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的藏区来说， 村小合并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2014年9月以后，来古村村小只剩下一、二年级的十几个学生； 2015年，来古村里再也没有小学生，全部都前往镇上念书。 但藏区村镇之间往往隔着很远的距离，路况复杂，交通不便。 来古村的孩子们每次去镇上读书，都是20几个孩子挤在一辆报废淘汰的面包车上， 一趟一个孩子的路费就要20块钱。 很多家长因此不想让孩子们去镇上读书，他们不知道读书的出路在哪里， 与其让孩子们去很远的镇上读书，不如辍学留在家中捡牛粪、找虫草，还能给家里增加点收入。 为此，几位驻村干部和支教老师费了很大心思， 才劝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出去念书。 2018年，村里的一个孩子考到河北的“西藏内地班”， 一些家长打电话跟回到北京生活的莉莉老师说，那个孩子“出去”了， 你们在一起了，你能见到他吗？ 对于很多藏族人来说，兰州、西宁、成都等地就是他们认知范围内最远的地理边界， 外人口中的“内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模糊的概念， 只能被粗略等同于“异域”。 现代文明的侵蚀看似摧枯拉朽，却又如此微小，小到足以渗透进藏民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他们对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改变，并不是完全没有感知力， 但却因为山高路远、无人应答，而只能默默承受，各自调整形态。 回到北京后，陈莉莉将自己在来古村一年多的支教经历写进《来古记》一书中， 在书的前言，她提出这样的思考： “在巨大的时代背景和无法抗拒的自然环境下， 他们怎样生活？ 西藏还有多少这样的村庄？ 全中国呢？ 地球上呢？ 村庄上又有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否如来古村人那样在生活？”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丁真的网红视频里找不到，在游客浮光掠影的游记里也找不到。 03 出走、留守与回归牧区远离市区，没有信号，有时候在放牧途中， 尼玛会走到海拔高的土坡上，打开购物网站买衣服。 下单之后，快递寄到县城，他再去取，这样折腾一个来回就要十多天。无数散落在这片高原上的藏人，构成了西藏的独特风貌。 陈莉莉形容他们就像青稞，“被撒在广袤、荒蛮的高寒之地上，生死交替，自演轮回”。 藏区滋养了他们，他们也构成了藏区。 26岁的日喀则少年米玛次仁， 2018年毕业于南方一所985大学。毕业后，他成为那曲市比如县政府的一位文员， 平日的主要工作就是新闻摄影、编辑微信公众号、进行舆情监测等等。 藏区好的工作机会比较少，考公务员是很多年轻人的首要选择。 此前据《人物》报道，理塘文旅的年轻员工，每年一到考公务员的时间， 大多都会请假去考公务员，考上了就离职， 考不走就留下来继续干活。 上大学是米玛次仁第一次离开藏区， 高中的时候一直想出去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受一位支教老师的影响， 他最终报读了南方的大学。 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了四年， 沿海地区和藏区在发展水平上的极大差异让米玛次仁感到震惊， 他乘坐地铁、高铁和飞机，前往各大城市旅游，学会了吃海鲜和鱼类， 但吃穿住行、人情往来上的文化差异，仍然令他感到不适应。 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藏区工作。工作地点离老家有950公里左右，但对米玛次仁来说，这也算是回归故里了。 “我小时候上学途中没有路，都是徒步上学，家里也没有通电、通自来水， 现在西藏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电网路也开通了。” 近年来家乡基础建设的飞速发展，给了米玛次仁回到家乡工作建设的底气。 工作两年多，他已经贷款买了房子和车。 更多的藏区年轻人没有米玛次仁那么幸运。 高速的现代化将他们原先的生活轨道冲垮，却没有给他们机会回归传统。 尼玛上高二时，妈妈和继父离婚了，家里剩下500多头牦牛和300多头羊， 都得妈妈一个人来管理，山里陡峭湿冷，偶尔还有野熊和野狼出没， 有时候尼玛妈妈必须在大晚上打着手电去山里找羊，既辛苦又危险。 听说了家里的处境，尼玛果断选择辍学回家，帮妈妈放牧。 尼玛的学习成绩还不错， 如果坚持参加高考的话，上个青海民族大学应该没问题， 但出于家里的实际情况，继续求学已经不在他的人生选择范围内。 牧区远离市区，没有信号，有时候在放牧途中，尼玛会走到海拔高的土坡上， 打开淘宝、拼多多等购物网站买衣服。 下单之后，快递寄到县城，他再去取，这样折腾一个来回就要十多天。 网上买的衣服比县城地摊上的价格低很多， 这些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心酸的故事，却成为了他狭窄生活中屈指可数的“小确幸”。 达珍也面临着和尼玛类似的困境。前几年，她考上青海师范大学的幼师专业， 录取通知书都寄到了家门口，却因为家里有一个70多岁的奶奶和身体残疾的舅舅， 达珍只能放弃上学的机会，在家附近找了个火锅店打工，方便照顾家人。 有一次，达珍去西宁玩，想给奶奶买一个长明灯，但身上没带多少钱。 那盏灯售价一百多块，她嫌有点贵，就一直跟店主杀价，直到回去的大巴都快开走了， 店主才勉强答应把价格降到90块。 对她来说，那盏便宜了几十块的长明灯，就像她要守护的奶奶、她要守护的家人一样。 马金瑜听到达珍的故事时，她顿时感到很羞愧。 “我们受了这么多教育，住在稳定的居所、争取更体面的生活， 但每次到这种人生关口，我们反过来保护了我们的家人吗？好像没有。” 而远在千里之外高原上的一群年轻人，面对正在到来的剧烈变动， 即便内心模糊、挣扎，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往何处去，却仍然没有放弃保护自己的家人。 90后和00后藏族年轻人，身处社会结构转型的风暴中， 既经受考验，又在无形之中获取力量。 但人生刚刚起步的10后、20后藏族孩子，置身于未来更加急速的数字革命和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是现代生活无可阻挡的吸引力， 一方面是家庭保守观念的拉扯，他们的未来也许会面临更多痛苦的抉择。 来古村因为教育资源落后，即便有汉族老师上课， 第一个学期的期末成绩还是在镇上11所小学中排名倒数第一。 但家长们对孩子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看重。来古村的一些孩子会出去读书， 大人也会短暂地外出打工，但最终他们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生活。 “这种与家乡的情感，好像放任四海皆是如此。”陈莉莉说。 有一天，来古村来了一个中年商人，说想要在来古村收养一个孩子， 并且跟村民们一再保证，会给孩子们很优质的生活。 但他留下的那张写着地址、电话的纸，伴随着他的离开， 也轻飘飘地消失在风中，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来古村的项巴多吉曾拜托驻村干部江措，让他帮忙把自己的孩子转到昌都去读书。 等到江措疏通好关系，办好手续之后，项巴多吉却又反悔了， 只因为孩子的舅舅觉得那所学校不太好，所以不转了。 藏族家长对于孩子教育问题上的保守、随性态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对于家庭观念的看重。 在陈莉莉参加的一场酒局上，大家不自觉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 然乌镇的镇长噶玛语重心长地说：“我也知道，我的小孩一出生就是缺氧状态， 一出生就比内地的孩子笨很多。 但是，我还是会要孩子，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我身边。” 噶玛镇长的话，或许代表了很多出走、留守和回归的藏族人的心声。 他们从一个鲜有记载、孤立无援的时代走来，突然被塞进这个鼓鼓囊囊、机器轰鸣的现代化世界。 网友们透过屏幕对于藏区的关注，无法深入到藏人生活的每一处缝隙， 每个普通藏人内心那些倏忽而过、波澜不惊的无奈和悲哀，没有人看见。 04 丁真过气之后“虽然很多藏族年轻人无法准确描述出现代化如何冲击他们的生活， 但在他们心里，还是能够隐隐感觉到藏文化的东西在慢慢消失。”舆论发酵至今，丁真仍然时不时出现在微博热搜之上， 很显然，他身上已然负载了太多除颜值之外的意义， 他是外人探知藏区文化的入口，更代表了藏区基层扶贫、文旅发展的显著成果。 网友们通过丁真消费藏区，消费藏文化，但这种被社交媒体拼凑、美化过的藏地想象， 和从前那些无来由将西藏视为精神圣地、去过一次西藏就自豪感倍增的浅薄思想别无二致。 丁真走红也好，过气也罢，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依然要面临同样的生存考验。 理塘热之后，“背包书记”任敏及其背后众多扶贫干部多年来的扶贫努力被网友扒拉出来， 让人们大感意外。 实际上，藏区还有很多类似的贫困县在默默努力。 在陈莉莉支教的那几年，藏区有很多偏僻的村庄是没有路的， 想要进村，要么得经过年久失修的独木桥，要么需要爬山。 那种地方长不出蔬菜瓜果，外面的物资也很难进去。 有些驻村干部进村之后，见识到村里的匮乏程度， 特别愿意为老百姓做事。 所有的一切，很多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村民会直接跟干部们要求，不希望他们走。陈莉莉刚到来古村支教的时候， 时任昌都行署党组成员、副专员马陵田闻信赶来。在聊天过程中， 他说西藏有很多只想朴素真诚地干点实事的干部，但是“山高路远”， 别人不知道，他们也不愿意主动去说。 每当陈莉莉听到这些故事时，第一感觉就是悲凉、难受。 当然，藏区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基层扶贫干部的努力， 越来越多从藏区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回流，汇聚成发展藏区的中坚力量。 “虽然很多藏族年轻人无法准确描述出现代化如何冲击他们的生活，但在他们心里， 还是能够隐隐感觉到藏文化的东西在慢慢消失。” 马金瑜意识到，近年来，很多藏族年轻人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文化， 比如他们会利用拍纪录片、拍电影的形式记录藏族的本地文化， 不愿意上学的年轻人自发去拜师学习如何制作唐卡。 出生于四川北部若尔盖草原上的扎琼巴让，大学毕业后当过老师，做过北漂。 但故乡草场一年比一年严重的沙漠化却始终牵绊着他的心。 最终，他放弃自己的工作回到家乡，帮助乡亲们治理草原沙化现象。 据西藏网报道，当时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草原的防风治沙， 但苦于各种治沙方案都收效甚微，治沙速度远不及沙漠化速度。 扎琼巴让为此专门拜访了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研究出一套独特的治沙技术和方案。 他采用了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的草种配比技术， 长出的草更容易防风、抗寒。 同时，为了提高草籽的成活率，他号召牧民将自家的牦牛赶到刚种下草籽的草场， 牦牛既可以把草籽踩到更深的土里，排泄出的粪便又可以当做肥料。 这一传统又极具民间智慧的治沙方法，后来被青海其他县市引进。 2017年，在中国鄂尔多斯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 秘书长莫妮克·巴尔比表扬并号召推广这一“土法治沙”。 保护治理之后，文旅自然而然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课题。 丁真蹿红后的几天，理塘县政府立刻就丁真的未来发展问题召开内部会议， 县政府和文旅局同心协力，把丁真纳入国企管理，才使得丁真免于被互联网的大浪吞噬。 据《等深线》报道，2020年也是理塘以发展旅游业为脱贫第一方式的第四年。 2015年，理塘县所有乡镇的公路通畅率不到20%。 五年后，理塘摘了贫困县的帽子，并且打造了一系列4A级旅游景区， 还通过招商引资计划引进众多商铺。 民众生活水平从缺水缺电到了“终于可以买到咖啡、甜点”的地步。在滇藏地区经营松赞酒店的知诗七林是一名80后， 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就回到香格里拉从事旅游业。据知诗七林介绍， 松赞员工以年轻人为主，大多数是大专生和本科生， 而年纪稍大的导游和司机，他们进入旅游行业以前， 有的做过保安，有的开过货车。 员工们还可以获得定期的职业培训，包括电脑操作和英语课程， 大约30%~40%的员工已经能和外国游客做简单的交流。与十多二十年前相比，随着交通网络铺设和文旅产业的发展，藏区年轻人如今在家乡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和职业培训。 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两者之间看似存在巨大而难以调和的矛盾， 但藏族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冲击和碰撞中，努力平衡问题、寻找出路。相比之下， 外界对他们民族文化的刻板想象和猎奇追捧， 并不是他们在意的点。 “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有人类共有的东西，有人类的渴望，也有人类的弱点。 他们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成为人们对于西藏想象的载体， 这不公平。”到藏区生活一年后，这是陈莉莉对于那里的人们最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