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一史馆看到一件残缺的题本，专门讲清朝中央政府里几个部是怎么“踢皮球”的。由于这件题本前面几页丢失了，看不到批红，不知道最后皇帝如何决策；但由于题本这一文书经常重复性引用前文内容，故而这件事大致的风貌还能还原出来。

这件事情的起源是乾隆二年（1737）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奏报台湾有民人私越番地一案。清代闽省民人不断前往台湾开垦，其习俗、社会组织以及与官府的关系等等和原住民（“番”）都不同。为便利统治、方便稽查不法，清朝政府在民人居住地的外围设立所谓“番界”，番界以外的山区归原住民所有。汉人不得越界开垦，番人不得入界滋事，两造相安。这次福建水师提督王郡所奏越界案详情如何已经难以追查，但猜想应该是汉人偷跑到番界以外去开垦土地，结果被拿获。案件详情和本文内容无关，就不再考证了。

由于王郡系武职人员，这件题本转到了兵部。兵部于农历8月4日（注意这个时间点，以下日期都是农历，为了阅读方便而采用阿拉伯数字）抄得该本，揭开了这场足球赛的序幕。

兵部拿到这一事件，研究了七天，认定此案不归兵部管，应系刑部拟定处理结果回奏（即“主稿”），于是8月11日发了一件咨文，把案件移交给刑部。

刑部拿到此案后，花了很久的时间研究。从后面的回奏内容猜测，本来刑部已经拟定了处理意见，但不知是谁摭拾旧案，翻出了雍正七年（1729）闽浙总督高其倬曾经有一件类似的题本，当时“主稿”的是兵部。于是刑部援引旧案，认为该案应系兵部主稿、“会同”吏、刑二部议覆。换句话说，要求兵部负责处理，但处理前要先咨询吏、刑二部意见。9月2日送回兵部。

皮球踢回兵部，兵部继续研究怎么处理（或者甩锅）。他们仔细研究了一通所谓的“旧案”，发现两案虽然同属“民人私越番地”，但雍正七年时高其倬奏报的是关于处分失职的缉防官员的监察事务，而这次王郡奏报的是关于惩罚越界民人的法律事务。用现在的话说，旧案该归纪委管，新案该归公安局管；而用兵部的话讲，就是“偷越议罪在前，文武处分在后”，要先办刑律、后办吏治，所以这件事还得刑部来办。这个皮球9月17日二度踢到刑部。

刑部拿到皮球以后，又研判了十来天，估计实在找不出往外踢的理由了。而且由于刑部翻出的“旧案”，这件事的处理流程更麻烦了：以前刑部自己拟个意见就完了，现在还要单独发文让吏、兵二部会同议覆。9月29日，刑部咨送吏部，吏部于闰9月9日返回意见；同日再咨送兵部，12日咨回——兵部处理速度很快，显然上上下下都已经清楚此案怎么回事了，不像吏部还要从头研究。刑部也是开了快车，只用了两天时间，闰9月14日将此案处理结果上奏。

然而，皇上的批示让这件事不会就此了结：“此事系兵部、刑部迟延，着交部察议。”显然，皇上觉得办得太慢了，不高兴，要吏部惩处相关官员。问题的中心就变成了上述过程里拖延的责任到底在谁。

清朝的“钦部事件”标准处理时间大约是十天，超过这个时间就叫逾限。逾限一月以内，可以“免议”；逾限超过一月，就要罚俸。由于皇上点了刑、兵二部的名，锅肯定在他俩之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两个）来背，于是两部开始论证自己的责任了。

刑部提出的自辩逻辑主要有三点。8月11日移交到刑部，但12日-18日“恭逢万寿圣诞”，例不办事，应予扣除；8月18日-9月1日，累计处理十四日，但本部其实8月26日就已经定稿（还举出了部内的行政处理记录为证）。9月2日到17日该案在刑部，也应该扣除；后面刑部又从9月17日到9月29日处理了十三天——至于后面会同吏、兵二部处理烂摊子的那些事情，刑部就闭口不提了。这么加起来，刑部总共处理此案耗时14+13=27日，不及一月，应予免议。可以看到，刑部的办法是拼命找理由扣减日子。

兵部的自辩也非常好笑。他们计算办理时长时，不是从收到文件的当天开始计算，而是从第二天开始算（读者可以理解为兵部的传达室效率很低，当天不递文件，当然在我看来这是鬼扯），而且连发出文件的当日也要扣除。这样就把该案在兵部的时间缩短了好几天。而且兵部还认为这个流程里有几天属于“武科会试”办理期间，不应计入逾限日期。此外，兵部还把不同的处理流程分开计算逾限时长，七算八算，认定自己在每个环节都没有超过十日，“俱在定限之内，并无迟延之处”——不得不说，兵部的甩锅本领真的滴水不漏。

一边说自己逾限时间不长、可以免议，一边说自己根本没有逾限。要是全信他们的话，这件事就根本不会有人受罚。看到这里，估计各位读者和我一样，开始纳闷这事要怎么收场——难道要靠皇帝一句“圣旨”强行指定一方背锅吗？

我觉得吏部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办法是很厉害的，可能是因为当时吏部的管部大学士是张廷玉，能“拿领导当领导”。一方面他要贯彻皇帝的意见，找个背锅的出来，一方面他还要设法让这件事情显得好像很有道理，不让皇上看起来专横霸道。吏部首先声明了《处分则例》中的相关规定，特别强调了时间标准的设定。高潮来了——吏部指出，这件事情一共处理了俩月多，根据吏部计算，其中只有十二天在兵部（吏部没说怎么算的），扣去正限十天，只逾限两天，因此兵部应予免议。既然兵部只处理了十二天，那么剩下的日子肯定都在刑部。因此刑部逾限超过一月，管部大学士徐本应予罚俸三个月。这件事本身没多大，而且估计徐本也不会指着俸禄过活。只不过觉得这个故事里清朝中央政府各部门，无论互相踢皮球，还是事后装无辜，乃至奉旨找茬的本事，都很厉害。







在明朝洪武年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南北榜案”，导致两位状元被杀，从此，中国科举制度迎来了分区录取时期。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南北榜案”背后，朱元璋的帝王之术。


一、中断14年的明朝科举

朱元璋虽然出身草莽，但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公元1367年（朱元璋称帝的前一年），当时朱元璋还是吴王时期，朱元璋就已经开始筹备科举考试。待到至次年，朱元璋登基，朱元璋下令各州县筹备童生考试。到了洪武四年，明朝第一场科举会试终于揭榜。但是，由于明朝立国不久，局势并不稳定，许多年纪大的读书人或隐居，或观望，来南京参加考试的考生大多是年轻人，最终录取了120名进士，朱元璋通过测试，觉得这些人不堪大用，因此这场会试考试草草了事。

此后明朝的科举考试一度中断14年，朱元璋按照汉朝的旧例，让地方官推举人才。但这种推举制度，存在许多弊端，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再次开科取士。此后，明朝科举会试终于恢复了三年一考的节奏，洪武二十一年、洪武二十四年、洪武十七年都顺利地完成了殿试录取。但是，到了洪武三十年，发生了极大的变故，最后，朱元璋大开杀戒，两位状元人头落地，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

二、“丁丑科”——刘三吾摊上事了


洪武三十年，正逢丁丑年，因此，这一年的科举会试又称“丁丑科”。这一年的科举主考官名叫刘三吾。在明朝初年，刘三吾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十分伤心，但具体把明朝的江山交给谁，朱元璋很犹豫。朱元璋曾问大家：“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

意思是：燕王朱棣最像我，立他为太子怎样？众人都不敢反对，只有80岁刘三吾质问朱元璋：

“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承，适统礼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何地?”

刘三吾的意思是：朱标既然是长子，他死了，他还有儿子，你应该把皇位传给长子一脉。如果立四子燕王为太子，那你让秦王（二皇子朱樉）、晋王（三皇子朱棡）怎么办？朱元璋觉得刘三吾的话有道理，最终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继承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刘三吾为人正直，而且敢作敢言。

正是因为刘三吾有如此品格，朱元璋才让他担任丁丑科主考官，没想到的是，等科举放榜之后，刘三吾就摊上事了。

丁丑科状元陈䢿，福建人；榜眼尹昌隆，江西人；探花刘仕谔，浙江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南方人。不仅如此，这次科举一共录取52名进士，其中49人是南方人，南方人占比高达94.2%。

注：这里的“南北”，是以“淮河-秦岭”为界。所谓的北方，是北方5行省，指当时的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和顺天（后来演变为北直隶）。

这样一来，北方的学子不干了。科举落榜，本就无处发泄，北方的学子们抓住这个机会，不仅大闹贡院，还集体上书，认为这是主考官刘三吾在偏袒南方人。考生们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刘三吾祖籍湖南茶陵，他也是南方人。


三、杀状元，重新考

朱元璋虽然相信刘三吾的为人，但也觉得这事有蹊跷，立即派洪武二十七年的状元、侍读学士张信成立一个十一人的调查组，重新对会试、殿试试卷进行评阅。张信带着另外10个人忙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张信满脸疲惫地来回禀朱元璋：

“北方学子文理不佳，甚至有犯禁忌之语，新科进士名单，并无不妥。”

其实，明朝的科举制度已经非常成熟，评卷是采用糊名誊抄制度，在公布结果之前，阅卷人根本不知道考生的姓名、籍贯。若说主考官一味偏袒南方人，刘三吾的确冤枉。

张信为了让朱元璋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还特意把挑选了南北方考生的试卷呈给朱元璋，想让朱元璋自己判断。

没想到的是，等调查结果公布，北方考生更加愤怒，他们群起激愤，认为不仅主考官刘三吾有问题，就连“调查组长”张信也在偏袒南方人（张信祖籍浙江，也是南方人）。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考生们反正落榜了，就毫无顾忌地闹腾，最终，朱元璋为了解决问题，下令将新科状元陈䢿、“调查组长”张信（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科状元）两人斩首示众。并将主持本次科举的副主考一并处死，只有主考官刘三吾，朱元璋念及他已经85岁了，饶他一死，改为充军发配。85岁充军发配，其实和判死刑没有区别。

前后两届状元，张信只是实事求是地调查此事，而陈䢿的新科状元身份还没暖热乎，就无端横遭惨祸，身首异处。朱元璋难道不知道张信、陈䢿是冤枉的？其实，朱元璋明知道张信、陈䢿是冤枉的，他也要杀，这就是帝王之术。



四、科举制度的南北不平衡

其实，隋唐时期，国家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北方的文化发展一度比南方优越。例如，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朝可以查到籍贯的状元一共有8个人，其中7个都是北方人。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衰微，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到了唐朝灭亡，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动荡不安，大量的士族迁徙到了南方。特别是在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人之后，赵匡胤的宋朝就只剩下南方的半壁江山。因此，北宋文化虽然繁荣，其实，繁荣的也只是南方。而北方长期受游牧民族的统治和影响，文风大不如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南方考生全面崛起。

例如，北宋有详细籍贯的进士共有9630人，其中有9164人的籍贯在南方，北方人仅占4.8%。唐宋八大家北宋占了6人，这6人都是南方人（“三苏”是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

元朝时期，忽必烈等统治者虽然也举办科举考试，但对读书人的尊重大不如前。但蒙古人毕竟统治了中原近百年，对汉人，特别是北方士族影响深远。即使在朱元璋登基之后，仍有许多汉人仍对元朝念念不忘。很多书生仍以元朝臣民自居，或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或曰：“不忘故国（元朝）也。”

因此，朱元璋所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科举考试的公平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如何解决科举制度中南北不平衡问题，如何笼络北方读书人的心。




五、朱元璋的帝王之术

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他之所以再次恢复科举制度，不仅仅是选拔人才这么简单，更是要实现文化的繁荣，特别是笼络全国的读书人，包括南方人，也包括北方人。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科举南北榜案，北方读书人群起抗议，在全国范围内鼓噪明朝科举不公平。如果是别的事情，或许可以理解，但这件事事关明朝和元朝文化的对抗，朱元璋不能不采取犀利手段。朱元璋云：

“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

因此，朱元璋最终用两位状元的人头，来彻底安抚北方5省的人心。而对于秉持公平考试的刘三吾、公正调查的张信等人来说，朱元璋的帝王之术，他们是不懂的，这就是书生和帝王的区别。

鉴于该事件影响巨大，为了尽快纠正这种失衡的局面，朱元璋决定亲自阅卷，亲自主持殿试，让北方考生重新考一遍。最后，录取61位北方学子。因为第一次录取的52人大部分为南方考生（南榜），而第二次录取的61人全部为北方考生（北榜），因此，人们称洪武三十年的可见考试案件为“南北榜案”，也有人讽刺称之为“南北榜糊涂案”。





六、南北榜后续影响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科举考试的南北失衡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建文帝时期共录取106名进士，其中有89人为南方人。朱棣时期，南方考生占进士总人数高达83%。直到明仁宗时期，大学士、“三杨”之首的杨士奇提出南北分区考试，明仁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只可惜，明仁宗在位10个月就驾崩了，南北分区考试被搁置。

明宣宗时期，科举分区终于实施，按照“南六北四”的名额，对南北考生分别录取。明代宗时期，考虑到西南诸省的文化事业发展缓慢，读书人有倦怠之意，明代宗规定除了“南卷”“北卷”外，另设“中卷”。按照景泰五年的划分：

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滁州、徐州、和州。

在这种“南北中”分区录取的制度下，明朝的科举区域公平问题得到了有效的均衡。

清承明制，清朝顺治年间，科举仍然按照南北分区录取，到了康熙年间，南北分区被废除，实行了分省录取制度，这估计是今天高考分省录取制度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