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第73届柏林电影节落下帷幕。
比较可惜，华语片颗粒无收。
不过，相比前两年，这一届华语片已经呈现了不错的复苏势头。
一共有15部华语作品入围了柏林电影节各大单元。
光是主竞赛单元，就有张律执导、辛柏青主演的新片《白塔之光》和刘健执导的动画电影《艺术学院》两部入围。
虽然没能收获奖项，但至少也为我们带来了春天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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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柏林电影节与华语电影有着很深的渊源。
许多大导演都在这里起步，起飞。
35年前，张艺谋凭借《红高粱》斩获最佳影片金熊奖，开启了辉煌的导演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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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李安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喜宴》与谢飞的《香魂女》一同分享金熊，受到全球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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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小帅、顾长卫、刁亦男等内地导演，也都先后在柏林电影节夺得大奖，蜚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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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位著名的内地导演，也是在这里第一次亮相，继而获得世界关注。
但命运相反的是，他却因为这次初登台，遭到了长时间的封禁。
他就是，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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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他携第一部导演作品《小武》登陆第48届柏林电影节。
由于未经审批私自参加国外电影节，他收到一纸封杀令。
此后5年间，他的每部电影都无法在国内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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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指一算，今年已经是这部电影首映25周年了。
25年间，随着DVD与网络的先后兴起，这部禁片被越来越多人「非正式地」看到。
豆瓣上，超过13万人，打出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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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本片的4K修复版本在柏林首映，画质有了飞跃提升。
可惜，在内地仍未得到正式解禁。
鱼叔借25周年之际，聊一聊《小武》。
以及，它所代表的「地下电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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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入地下
1998年，《小武》一连在7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27岁的贾樟柯，凭借这部处女作名声大噪。
也贡献了一个载入中国影史的镜头。
影片结尾，小偷梁小武被警察抓获，拷在了电线杆下。
任由围观路人越聚越多，用目光将其灼烧。
他像狗一样蜷缩在地，被尴尬、羞耻撕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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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人，错过了改革的风口。
昔日的「战友」改邪归正，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乡镇企业家。
他固守老本行，靠偷东西为生。
但，即便是他这样一个贼的眼里，情义依然大过天。
于是，在严打期间顶风作案，只为了给老友随上体面的份子钱。
只是，他眼中的「礼」，成了老友口中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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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武身上，贾樟柯倾注了全部的创作热情以及对社会的思考。
不曾想，自己也像小武一样，丢掉了自由，错过了电影事业的风口。
禁拍令，让贾樟柯失去了在国内合法发行电影的可能。
他颇有些无奈地加入了一个隐秘的创作队伍，地下电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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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电影」，是与「第六代导演」密不可分的标签。
是独立的、小众的，也是屡屡被禁的。
1990年，张元的《妈妈》打响了中国「地下电影」的第一枪。
此后，贾樟柯的《小武》（1998年），娄烨的《苏州河》（2000年），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相继问世。
中国地下电影「四大金刚」，在21世纪初集结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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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中国的电影事业也引来了风口。
由于好莱坞大片的引进，国产片在过去十年间的市场份额被极大压缩。
第五代导演先后开始转型。
宏大的叙事与制作、高票房，逐渐成为主流。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上映，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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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则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继续将镜头对准底层，着力于呈现边缘人物的处境。
《苏州河》拍出了肮脏的运河生态，《十七岁的单车》呈现了北京破败的胡同。
每个人都开创并确立了自己独家的镜头语言。
正如影迷们对地下电影的戏称。
「警察妓女黑社会，穷山恶水长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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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西宫》
「地下」，是阴暗的，拿不上台面的。
因此，地下导演总是被诟病，认为是以丑化中国来取悦外国评委。
但如今回首不难发现，他们是最具有时代精神的。
在《小武》中，我们得以见到衣冠楚楚的乡镇企业家，直性子爱翻脸的舞厅老板娘，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
台球厅里，青年们卷着衣袖，歪着头，动辄大打出手。
录像厅内，男女搂搂抱抱，勾出萍水相逢的缘分。
这都是90年代中国城乡结合部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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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被隐没的一代，也是中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这也是贾樟柯拍摄《小武》的原因。
正如他在《贾樟柯电影手记：贾想》中解释——
这十几年来，当代中国人的面孔，乐与哀愁，甚至悲欢离合，从来没有在银幕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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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小武。
他是一个小偷，也是一个被时代撞倒的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小丑。
可他又滑稽地相信爱情、友情，追寻无限大的自由。
这让小武拥有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偶像意义。
而贾樟柯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将镜头对准这些被动的、权力体系之外的人，成为复兴时代孤独的谋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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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求生
对导演们来说，「地下」并不是个好词。
这意味着，他们的电影无法和大众见面，创作条件也处处受限。
最迫在眉睫的，是资金问题。
贾樟柯曾回忆，不少影视公司都会收到他的照片，要求不许给他的电影做后期。
好在，他遇到了创作道路上的伯乐，北野武工作室的市山尚三。
从2000年开始，北野武工作室一直是贾樟柯电影的主要投资人。
《站台》投资了600万，《世界》则翻倍达到了1200万。
同时，贾樟柯拍电影成本低、周期短等特点，也备受投资人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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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市山尚三
另外，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也成为重要推手。
张元、王小帅等人的影片，都在他的帮助下走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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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蜚声国际，却仍有失落。
地下电影没有机会走进院线，与普通观众见面。
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一大遗憾。
直到90年代末，一个出人意料的「救星」出现——
盗版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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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音像店或摊贩遍布大街小巷。
VCD、DVD成为寻常人家最普遍的观影选择。
纪录片《排骨》中，碟贩排骨就曾说起那段趣事。
很多导演，也都是录像店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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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的外号「贾科长」，最早也是从碟贩口中传出的。
在录像店，他看到了自己的电影《站台》的盗版碟。
那一刻，他的心情复杂。
「就好像自己丢的孩子，忽然在人贩子家里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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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卖碟」算不上什么大生意。
一旦被逮住，罚款不说，还得蹲大牢。
不少碟贩选择这个行业，是为了热爱。
为顾客找到一张市面难寻的电影碟片，能让他们高兴很久。
导演与观众，形成了微妙的共鸣。
前者被封禁的作品，只能流落于地下，通过盗版的形式被看见。
后者被抑制的需求，只能通过非法渠道满足。
「并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因为它买不到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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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也从其中看到了时代的死穴。
数码相机的诞生，令电影创作者可以随心所欲的创作。
DVD的普及，也使人们有了更多观影的机会。
禁止一个导演发声，其实是无意义的。
人们可以在电脑上看，在家里看，唯独进不了电影院。
「科技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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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事，就要去解决。
所以当一些导演索性去海外发展时，贾樟柯的方法笨拙而坚持：去谈。
他多次和有关负责人谈话，反反复复问，「我又要拍电影了可不可以」。
或许，谈来谈去大家都可以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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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为首的多名导演，与有关领导进行了一起畅所欲言的谈话。
他们提了四条建议，其中三条都是关于技术审查。
并由其中七人，在最终的意见书上签字。
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七君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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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8日，贾樟柯终于等来解禁。
第二年，《世界》成为了他首部公映的电影。
「我拍了八年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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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王小帅的《青红》上映。
娄烨在漫长的禁拍期之后，《浮城谜事》也在2012年上映。
自此，第六代导演的影片基本「浮上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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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红》
2006年，贾樟柯以《三峡好人》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这是「第六代」第一次获得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高奖项。
也是华语电影继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后，再次获得该奖项。
相隔整整七年，正是一个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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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仍留在「地下」。
共同记录着中国社会不一样的声音，构成中国电影的另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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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地下
2012年，贾樟柯的一条微博，再度引发关注。
从龙标通过，到种子泄漏，再到上映禁令，《天注定》注定无法公映。
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解决。
每个创作者头上，仍然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重回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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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地下」，又谈何容易？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DVD早已被淘汰。
各资源小组成为影迷口中新的「盗火者」，观众可以更轻易地观摩各类题材、各种尺度的影片。
但，地下导演们的生存环境，却愈发逼仄。
禁拍，在今天的语境下极有可能就是彻底的封杀。
观众的自我阉割，又可以随时宣判创作者的社会性死亡。
一些纪录片导演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被看到，甚至选择私发资源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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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之上，电影市场也逐步演变为单一的战场。
现在的电影追求票房，追求效率，却遗漏了实体的生活感受。
命题作文式电影，更是接二连三。
失去创作空间与自由度，导演就只是一个工具。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困扰着每位电影人。
这几年，就连「敢说」的贾樟柯，也暂缓了创作的步伐。
电影拍得少了，综艺做得多。
「我得养家糊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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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中国电影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对底层人物的刻画。
第一代第二代导演们，将镜头对准了贫民、歌女、娼妓。
拍出了《难夫难妻》《歌女红牡丹》《神女》，揭露旧社会的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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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第五代，在反思中前行。
《芙蓉镇》《活着》等，以一首首平民悲歌，唤醒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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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为首的第六代导演，接过了这面旗帜。
从《小武》到《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他都意图揭示现代社会进程最大的矛盾。
建设也是毁灭，死亡亦是新生。
下岗潮、三峡移民、城市化。
社会发展的巨轮，碾过一群又群肉身，剥去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只有立言，才能求变。
这也是电影这门艺术所肩负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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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后，中国导演不再以代际划分。
我们不再有第七代、第八代导演。
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似乎人人都可以拍电影。
大制作、高票房变多了。
好口碑、深立意却变少了。
如果创作者只求稳自保，也就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不向文明问罪，却向文化开刀。
这不啻为一出悲剧。
再回看曾经的地下电影，那些被丢弃的勇气、包容、责任，都让人不甚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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