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男子周先生，是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在河边散步的时候，看见不远处水里有个孩子在挣扎。周先生见势不妙，箭步冲过去，当时小孩已经沉底了，周先生赶紧把小孩救了起来。周先生说当时水有一米五深，而小孩不足一米。小孩的母亲也赶了过里，二话没说，领着孩子就走了，而此时的周先生，还陷在淤泥里出不来。结果是旁边的路人帮忙把周先生从淤泥里拉了出来。

周先生衣服没脱，手机丢在岸边，就冲进了水里，他想不通的是，救你孩子，又不图你钱，哪怕你不救我，帮忙喊别人来拉我一把也行啊。

在记者找到小孩母亲采访的时候，她认为记者是在夸大救她孩子的事实，认为救人的周先生有坏心思！有阴谋！

这是一个孤立个案吗？

当然不是。

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01
这个社会的信任危机正陷入无限的死循环中。

比如，媒体报道：广西南宁，一名男子向一小女孩问路后，为了感谢想买饮料给小孩。商店老板是女孩姑姑，见女孩跟陌生男子在一起便产生怀疑并大声呼喊，引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并殴打男子。后经警方的调查与核实，证明该事件中并不存在拐卖儿童的情况。

杭州，一位妈妈好心带着走失的孩子寻找家人，结果却被孩子的父母亲误认为是人贩子，对方上来就掐住这位妈妈的脖子。这位妈妈说，“为了帮你的小孩找父母，牵着的是你孩子的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牵。虽然同为父母，真的寒心……”后来警方已立案，双方各执一词，迷路孩子父母坚持认为，女子是在拐骗孩子，而另一方表示真的是被冤枉。

比如使用airbnb这样基于互信的平台时，中美两地的体验也截然不同。在美国，通过airbnb租用的民宿基本跟照片与网上介绍的一致，但在国内，实际住宿条件可以与网上宣传的天差地别。

......

中国社科院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约70%的中国人不信任陌生人。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大致来说，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整个社会缺乏契约精神。

严格的说，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商业社会，就算是现在，也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而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基础就是契约精神。

费孝通说，中国本质上是个乡土社会，也就是一个静态的熟人社区，由共同生活中约定俗称的“规矩”来维系社区的运转，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社区中，因而对社区中的人、事、物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信用是一种副产品。在乡土社会里面，信用是自然而然的，信用的潜台词是“这是自己人”。

二、法律对社会诚信的保障不足。

公权力与法律，本来应该是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盾牌。在历史和现实中，事实上却成了摧毁社会诚信的一股主要力量。

一句“你没有撞她，为何却要扶她”从一名法官嘴里脱口而出的时候，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法律，更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思维逻辑。

类似的案件太多，久而久之，老百姓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

这种逻辑和不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趋于崩溃的重要原因。

三、信仰的差异。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看中国人的信用问题，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的。他认为，与中国人的不诚实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清教教派虔诚弟兄之间的诚实和信任，这种诚实和信任是由他们的信仰所保证的，是可以同教外人分享的。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第二部里，韦伯剖析美国在经济经营上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很大部分将之归因于加入了某一讲求诚信的教派，意即教派为个人的诚信提供了担保。顺理成章的，韦伯认为中国人之间彼此的不信任，就是缺乏一种强有力的信用保证。西方的新教教派可以完成此一使命，而中国的儒教却不能做到。这也成为了中国为何不能自主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佐证。

普利策新闻奖的三届获奖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评论过：

阻碍中国成为创新型强国的最大阻力来自——“它依旧是个低信任度社会”。

他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裂口：一方面，基于村落家庭、自生信任的旧有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另一方面，基于法律、独立司法的全新信任体系还未建立起来……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信任赤字”。

02
很多人是阴谋论患者。

全世界都有阴谋论患者，但是我不知道有哪个地方的浓度会这么高。

我们打小听到了太多无耻的谎言。

比如：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比如：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是谁说的？

很多人听说这句话出自丘吉尔之口。

其实，讲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说这句话的也是前英国首相，他叫巴麦尊（1855~1865年担任英国首相），他的历史地位和丘吉尔差不多。

原话是这样的：“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但是国家利益是永恒的，而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正是我们政府的职责与追求。”

很明显，这段话，并没有将朋友和利益对立。

曲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直接否定爱、良知、正义、信仰、道德、情感，将人贬低为动物，将人类文明贬低为丛林法则。

这种观念也否定了人类最重要的契约精神。

喜欢引用这句话的人，基本都奉行六亲不认，你死我活的斗争原则，信奉的是“谁拳头硬，谁就是真理”，这些其实都是低等动物的生存法则。

而他们借此来为他不讲信用、冷漠无情、不择手段、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行为作辩护。

在人类已经走到21世纪的今天，一个人如果始终奉行丛林法则，以流氓心态处事，抛弃人类共同信奉的价值观，抛弃良知、正义、信仰、抛弃契约精神，这样的人结交到的也只能是流氓无赖。

所以，一方面，他们从不拒绝别人的帮助。

但另一方面，却又视别人的帮助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的“阴谋”。

个人如此，很多民族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