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经济发展明显失速。1989年，中国GDP增长只有4.2%，1990年为3.9%，不到此前十年的一半。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从1992年开始，中国连续4年GDP增长超过10%。最高的是1992年，达到14.2%。GDP从1991年的22005.60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90564.40亿元。人均GDP从1991年的1912元增加到1999年的7229元。
这是一个发展速度与贫富差距比翼齐飞的年代，社会中对改革的分歧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出现的。这个分歧放到后面说，我们先说分歧不大的发展方面。
任何经济发展发展都需要诸多的因素，但我们可以努力地将其简化到无法继续简化的程度。这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提问，如果让你凭空做一个生意，或者办一个企业，你需要的最低的必需条件有几个？其实，就两个。一个是钱，或者叫资源或资本，其余的东西比如劳动力、技术、原材料等，都可以用钱去买。另一个是市场，就是无论你卖的东西或生产的东西得有人买。归根结底，就这两个。所以，三驾马车的说法还是过于啰嗦的，其实就是资本与市场，消费和出口都是市场，不过是内外的区别而已，而且可以互相替代。
我们就用这个框架来分析90年代发展的动力。我们先看发展所需要的的资源来自哪里？这一时期发展的资源要注意三点：
第一，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大批下海，从而为市场释放出大量人力资源。中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像王健林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按道理说，80年代出现的个体户应该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芽，但实际上，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却不是由个体户发展而来，而是来自这些下海的人们。所以，我当时曾经提过一个说法，叫长不大的个体户。
第二，乡镇企业改制，中国的一些著名民营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很多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在这方面，江苏最为典型，因为此前江苏集体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最为发达。在江苏民营企业百强榜上，超过半数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如华西集团、春兰集团、红豆集团、阳光集团等，它们成为江苏企业中的中坚。1993年11月12日，美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
第三，国企改制。90年代初，国有企业，尤其以东三省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处境艰难，很多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于是，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开始。有人估计，在这个过程中，大约有60-70%的国企改制、重组。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过程。一方面，当时的情况是，如张维迎老师所说，冰棍不吃也化了。另一方面，在大量国企职工失业下岗的同时，也有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手中。但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一批企业经由改制获得生机却是事实。
由此可见，这些资源主要由激活或所谓盘活的途径而来。也就是说，这些资源本来是存在的，但效率低，质量差。在这个阶段上，新的投入，包括上个阶段自身的积累，都是很有限的。那时候外资开始进入中国，但主要限于少数沿海地区。
推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还是消费。在整个90年代，三大件等家用电器的消费，处于最旺盛的时期。随着富人阶层的出现，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开始出现。但到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消费的浪潮进入强弩之末。所谓内需不足这个提法，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三大件等行业的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消费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基本走到头了。
于是，三化开始，即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三化的实质是人为制造需求，原来不需要自己买的房子需要自己买了，原来上学不怎么花钱现在需要自己花钱了，而看病也需要自己承担越来越多的部分。这当中的一些内容，当然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在当时，更直接的考虑则是扩大内需。
许多研究都表明，90年代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一段时间。在社会心理层面，人们对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敏感，不满情绪明显增加。就改革而言，改革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的分野日益明显，对改革的分歧也在加大。其原因，与上述过程也是分不开的：激活原有资源的过程，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国企两次改制，造就了一批富人，而通过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来造就市场的消费需求，却加重了一般老百姓的支出或负担。
由于本系列文章是分析改革开放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变化，回到主题：90年代发展的动力是弱资源强消费。从三驾马车的角度说，主要动力是消费，投资和出口都还是小苗刚露尖尖角。外资开始进来，但作用有限；政府投资开始出现，但当时主要限于高速公路。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到本世纪最后几年，已经开始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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