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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达坂城区的第三看守所。 --Mark Schiefelbein/美联社
大约七年前，我身边的人开始消失。
一开始是缓慢而无声的。一本著名语文教材的编辑突然不知所踪。我的一个朋友去上班，却再也没有回家。
我和家人都是维吾尔人，当时我们住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几年来，我们所在地区的政治局势逐渐变得更加紧张，但我们仍然希望并认为这些失踪都是孤立的事件。
然而，很快，事态的范围变得非常清晰。
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我的家乡实施了大规模拘禁计划。在此期间，估计有超过100万人——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被关进被称为“再教育中心”的集中营。
我们后来得知，我的一些在这场运动早期阶段就失踪的朋友遭到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有的则是彻底消失了。
对于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来说，我们的悲剧可能难以想象。十年前，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是如此缓慢无声，以至于起初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灾难往往就是这样降临的。
1969年，我出生在家乡西南部的古城喀什。在北京上完大学后，我回到维吾尔地区当教师，闲暇时继续写诗——这是我毕生的爱好。当我试图出国读硕士时，却被以“企图携带非法、机密资料出境”的荒谬罪名逮捕，关入劳改营。三年后，我终于被释放，在乌鲁木齐开始了新的电影导演生涯。虽然在我们家乡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国家的高压手段，但在自治区首府，情况要好一些。
2009年夏天，乌鲁木齐爆发了大规模族群暴力冲突，随后，新的镇压形式逐渐在这座城市和整个维吾尔地区显现出来。然而，即使是当地人也无法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有多严重。
在2010年代初，我们城市的每个角落、每个缝隙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当警察开始在街上随机检查手机时，人们一开始很惊慌，但渐渐也就习以为常。不久之后，公路检查站扩大并且成倍增加，人们私下表示担忧，但咬咬牙也就忍了。2016年，城市街道上每隔200米就建了一个警察岗哨，人们对它们视而不见，匆匆走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适应了这些变化，适应了这种新的、更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
2014年建造第一批拘禁营时，人们注意到了。但当时，拘禁营只关押维吾尔的伊斯兰领袖，得知那些神职人员在一两个月后全部获释，我们感到宽慰。
最后，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像我这样，自认为对政治非常熟悉的知识分子——都没能看清我们正在习惯的是什么。
当维吾尔人开始被大规模拘禁时，虔诚的穆斯林是第一批被带走的人。我不是特别虔诚，所以我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在那之后，中国政府拘禁了去过它认为与恐怖主义有关的26个国家中任何一国的人。除了去欧洲旅行时在土耳其待了三天外，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国家，所以我以为自己不会有事。随后，乌鲁木齐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人开始遭到拘禁。我的户口在乌鲁木齐，我也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我以为我和家人都不会有事。
直到警察开始在我们的城市拘留维吾尔知识分子——包括我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我才开始明白我所面临的直接危险。
2017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开车回家，透过窗户看到了一些东西，让我放慢了车速。在一个维吾尔社区的边缘，手持自动武器的军警从运输卡车上下来。几个军官大声命令，把人们分成几组。居委会干部站在他们旁边，手里拿着蓝色活页夹。
有人发布了一个命令，警察冲进了附近的小巷。我的眼睛无法移开。我只在电影中见过的那种场景，如今就在距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展开了。
我想到生活在这些小巷里的男男女女的命运。虽然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我听说了不计其数的维吾尔人被拘留的消息，但这一切都感觉有些遥远。但在那一刻，我知道这一切离我们任何人来说都并不真的遥远。
那年秋天，我和家人幸运地逃到美国。但没有多少朋友像我们这么走运。
就在我们离开几个月后，我得知我的好友帕尔哈提·吐尔逊被捕的消息。和帕尔哈提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里，我们都热爱文学，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我们都住在乌鲁木齐，关系越来越亲密。帕尔哈提在这里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
帕尔哈提是自成一派的。他喜欢挑战公认的观念，他的文学作品将深度与黑色幽默融为一体。文学一直是他的一切。正如我们一位热衷于政治的朋友所说，“帕尔哈提将一切都变成了文学。”
整整一年后，我才得知帕尔哈提的命运。他被判处16年徒刑。又过了两年，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才找到了更多信息。帕尔哈提被关在家乡阿图什的监狱里。记者还查到了他的牢房号码：0605。这个号码毫无意义，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帕尔哈提可以在任何事物中找到黑色幽默，但现在却成为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令人恐惧的不公正刚好符合他在小说字里行间埋下的荒谬。
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了解到许多朋友被判入狱。刑期各不相同，即使他们遭受的残酷不公的对待相差无几。然而，还有一些朋友却消失了。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我告诉自己，信息的缺乏只是中国政府切断维吾尔地区与外界联系的结果。然而，我知道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朋友们的沉默也许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还无法鼓起勇气面对。
自从抵达美国以来，我有一种紧迫感，需要说出我的家园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为了让我的社区能够获得更多支持，也是为了让世界能够从我们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并帮助避免其他的悲剧发生。
重要的是要明白，严重的不公正现象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出现的。更多的时候，它会悄悄地降临到你身上。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它，或者你可能不想注意到。不公正是会传染的。
2017年春天，当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时，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试图引起世界的关注，包括中国人民的关注。
当时关注的人很少，但不久之后，一项严厉的新引渡法就在香港实施了，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当局镇压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2020年，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将蒙古语从内蒙古的学校系统中剔除，就像20年来它在我们的家园边缘化维吾尔语一样。与此同时，在中国“清零”政策的横幅下，中国一座又一座城市被封锁，人们被关在家里和方舱医院里。
最近，据报道，在宣布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计划后，中国政府加速拆除回族人的清真寺，回族是一支说汉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国驻法国大使宣称如果中国占领台湾，台湾人民就应该接受“再教育”，在中国对台湾武力威胁的背景下，每一个维吾尔人听到这些熟悉的字眼都感到不寒而栗。
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一直拒绝将普京的战争描述为“入侵”。你不需要成为一名政治学家就能看到这两个威权统治者有共同的利益。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不久，听到一些旅居欧洲的维吾尔青年前往援助乌克兰的消息，我很感动。两名居住在土耳其的年轻维吾尔人甚至联系我，问我是否知道他们如何才能上前线与乌克兰人并肩作战。我强调那会非常危险，但他们的回应很坚定。
他们告诉我，即使战死沙场，让世界看到维吾尔人与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站在一起也很重要。他们说，本质上，只要他们的死让我们人民的困境得到更多关注，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他们在土耳其的合法身份尚未确定，对语言也不熟悉，使他们无法到达乌克兰，但很明显，他们了解自己社区受到的压迫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破坏之间的联系。
海外维吾尔人孜孜不倦地努力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故乡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并要求世界采取行动。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分享我们的痛苦经历；只有我们知道每次重温这些经历的痛苦。
但这场灾难并没有终止于我们的社区。捍卫维吾尔人的人权就是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如果镇压可以传染，那么正义也可以。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比任何独裁者都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我向你们呼吁：不要忽视威权主义蔓延的迹象。不要错误地认为，发生在我的人民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不会发生在你们的国家。它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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