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已经习惯隔着战壕射击敌人，但今天在休战的间隙，我刚好看到敌人在撒尿，这种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点醒了我，让我意识到敌人跟我一样。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据说，这是一战时一位士兵在日记中记录的一件事。

这个故事，蕴含着一个令人感叹不已的问号：

古往今来，战场上的士兵，使用各式的冷热兵器，以夺取对方的性命为目标；但在现实中，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是一个连小动物都不忍伤害的悲悯之人。而在战争的场景之下，杀戮成了他们的使命和终极意义之所在。在硝烟散去之后，他们或成为炮灰或成为幸存的英雄。这是一种怎样的巨大反差？

前些天，看到上海纽约大学哲学助理教授袁源的一个演讲，题目是：对很多士兵而言，杀人的恐惧，甚至胜过自己被杀的恐惧。

她还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在阿富汗，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分队被困在了一个沟壑里，遭遇从一个土坯房里发出的猛烈的射击。在获取了队长的批准后，下士乔瑟夫·西安诺将火箭炮发射器举到肩头，瞄准土坯房开火，炸掉了大半个土坯房。当尘埃落定后，他们才发现，塔利班把妇女和儿童拉到了土坯房里作为人体挡箭牌。据乔瑟夫的战友回忆，当时乔瑟夫只是一个人靠着墙，默默地无声哭泣。乔瑟夫退伍以后无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夜里也常常受到噩梦的折磨。退伍的几个星期后，他开车撞上了电桩，死的时候才23岁。

上面的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人性在战争中呈现的忽暗忽明的状态。这或许可以说明人性并不是一个僵硬不变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在理论上进行解释。也许人性是一种潜在于人们内心的一种东西，在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其中的某些部分会被唤醒，而其他的部分则处于沉睡的状态。比如，在前一个故事中，当那个士兵看见敌人撒尿的时候，唤醒了他的同类意识。

这里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个同类意识的唤醒过程是怎样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的这个同类意识的湮没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理解这个问题很重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发生后，一幅照片在网上广泛流传：一群武装分子，将一位被虐杀的女性的衣服剥光后放在车上游行。我们不在整体的意义上说这场冲突，就以这个具体的时间来说，一位女性无辜地被虐杀，然后侮辱性地游街示众。

这里一个直接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下得了手？社会学家鲍曼在一次访谈中谈到类似的问题。鲍曼的话有点晦涩难懂，我将他的意思转述如下：我们现代几乎所有的技术似乎都在做一件事情，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开，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我们将这样的做法看做是进步。这样，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特别这些事情涉及他人的时候，我们就能毫无顾虑。实际上，在我们直接面对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

这里体现的是鲍曼所强调的一贯主题：现代性，通过像工厂技术和官僚制那样的创新，尤其是通过一种现代的观念，使一种工业化式的屠杀成为可能。因为这种工业化的屠杀，抽离了具体的人的内容。

据此来理解，可以说，敌人撒尿这个动作，是将具体的人带回了他们在战场上的敌人这种关系之中。实际上，这个过程要更为复杂。

下面的几个因素都会在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服从，降低了施暴的焦虑。面对诸如此类的暴力，人们通常的疑问是：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面对他们的同类，特别是老人和妇女，怎么下得了手呢？这里所说的是人们在施暴时的焦虑感。暴力行为的发生，需要在心理上有降低焦虑感的机制。由此可以解释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何以会发生。我们知道，德国有的纳粹士兵曾杀人如麻，但在战后接受审判时，他们其中的许多人表情冷漠，并辩解说, 他们对那些人的死亡不应当负责任, 因为他们只是“ 简单地执行上级命令”。

第二，建构，将对象从同类中剥离。俗话说，人都有恻隐之心。这其实说的同类之间所具有的同情与怜悯。这种情感建立在同类或“我们”的认同之上。我不知道在动物之间是否存在类似的感情，但它们表现出的行为似乎可以说明这种情感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建构则是对这种认知和情感的破解。比如，他们是敌人，是坏人，是罪犯。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类。这样，对此类对象实施暴力，下狠手，就不是对同类的残忍，甚至是对同类的保护。在从事经常对他人实施暴力的职业中，这种对对象的建构是必须的，不然，很难消除施暴中的焦虑感。

第三，神圣，压倒了焦虑和内疚。与上一点相联系，这种建构，不仅仅是对施暴对象的建构，也包括对施暴目标的建构。我为什么对你实施暴力？因为你是敌人，你威胁或者损害了某种神圣伟大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残暴行为具有一种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可以压倒施暴时的内疚和紧张。

第四，在凌辱同类中获得的优越感。在残暴的行为中，还有一种情况特别值得人们玩味，即底层人对底层人施暴。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城管殴打摊贩，有时打得很厉害。这时有人会说，无论是摊贩，还是城管，其实往往都是底层人，怎么底层人打底层人会打得这么狠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由此获得对比同类的优越感。

分析这些机制的意义是在于：善良的人们总是幻想通过唤醒施暴者的人性和恻隐之心来减少社会中的暴力，但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能破解这些机制，所谓的唤醒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