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讨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非常精明的企业家有时会集体犯错误（见《为什么有时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就很难理解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何以会走到今天，而且今后还可能会有其他行业步其后尘。本文将首先谈论一般性的市场的因素，然后再讨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的那些独特的因素。
就一般的市场因素而言，这个问题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首先提出来的。他说，经济学家们往往忽视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为什么企业家才能异常地不能发挥作用。
下面我们援引他的几段话：
在市场经济中，商人最为重要的一个职能是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们用获得收益的方式进行投资，他们购买设备、雇佣劳工，用以生产那些他们无法准确预知是否能带来收益的东西。一句话，企业家的才能就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在着手一项投资或增加生产线时，企业家必须估计现在的、未来的成本和未来的收益，然后，做出评估。
市场经济包含一种内置机制，一种自然选择，以确保优秀的预测者得以存在下去、欣欣向荣，而清除那些劣等的预测者。因为，优秀的预测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他们的经营范围也就越大，他们可用以投资的生产方法也就越多。另一方面，数年下来的亏损将会驱使那些糟糕的预测者、企业家从生意场上淘汰出局，并迫使他们加入工薪阶层。
通常，我们可以预期到，不会有很多企业都遭遇亏损。那么古怪的事情是，你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周期性的衰退袭击，尤其是急剧下降的萧条时期，生意场上是如何遭遇大规模、成群结队的亏损的？那些以前一直精明地赚取利润、避免亏损的企业家，什么时候会突然惊愕地发现他们（几乎所有人）遭受着严峻、难以解释的亏损呢？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就是上面所提炼出的问题：为什么有时精明的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或者说，是在大面积亏损发生之前，他们全行业集体性地发生了什么错误？
有意思的是，在探究这种错误发生的原因时，中国读者的反应（我文章中的留言）与罗斯巴德强调的因素非常不一样。罗斯巴德的本意是分析银行制度和繁荣期信用扩张的影响，而中国读者更加强调的则是行政权力与政策在当中的作用（见那篇文章后的留言）。不过，尽管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企业家的错误源于外部信号的特点，如果从自身找原因，可以说源于对这些信号的捕捉、理解与把握。
一句话，源于对信号的误判。问题是，集体的误判是如何发生的？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企业家的活动是一个追逐和把握信号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信号做出反应的过程。差异是在于，不同背景下信号的种类和特征是不一样的。罗斯巴德从休谟和李嘉图的分析出发，发现其关键密码存在于商业周期那种神秘的从扩张到收缩的转换中，尤其是商业银行在其中的运作，以及由信用扩张而发出的误导性信号。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中国，市场信号固然是重要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政策信号所起的作用要更为直接。
但市场信号与政策信号的特点是很不一样的。市场信号是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然给出的，因而是散射性的、多样化的，甚至是缓慢而渐进的。而来自行政权力的政策信号则是人为的、单一的、聚焦性的，有时是突如其来发生的，甚至其转换也往往是不期而至。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导致中国房地产陷入今天困境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政策鼓励或默许下的蜂拥而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第二，赌政策。蜂拥而上的结果必然是资本拥挤、产能过剩。但大家都在相信政策的力量，在房地产中的独特逻辑就是，相信只要我做得足够大，欠的债足够多，政府就不会允许我倒下。也就是赌政策。问题是，过去还曾经多次赌对了。第三，政策的变化会突然而至。微观上多次赌对了，而宏观上的问题却积累得越来越严重，于是，三条红线从天而降，全行业处于资金枯竭状态，本来能交的楼也交不了了。
对信号的误判，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的房地产，其实也包括其他在某些阶段上的热门行业，往往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这种政策信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和模糊。我们的许多政策往往都是以精神、原则的形式出现的，要靠自己去理解。
这样就可以理解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奇特现象：由各种机构举办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学习班、培训班遍地开花，很多企业家也热衷于参加这类学习班培训班。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对政策精神的讲解。其实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政策就是指导人们做事情的，要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做出规定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人们去努力琢磨和理解呢？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介绍过弱信号这个概念（见《破除信息茧房，对弱信号保持敏感》），并讨论了弱信号与强风险的关系。弱信号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尤其重要。其原因，就和上述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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