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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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是亚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如今却陷入了深深的悲观情绪之中。
股市低迷，房价暴跌，移民加剧了人才流失。当地居民趋之若鹜的一些大热餐馆、水疗中心和购物中心位于边境另一边的中国内地城市深圳。
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长期以来对香港的乐观一直广为人知，他在《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香港完了，这样说我很难过。”
香港政府需要重振经济并提升其国际形象，却在很大程度上把重点放在了国家安全方面。本周二，港府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通过了一揽子更新及全新的安全法案，旨在遏制外国影响和不同政见，对叛国罪和其他政治犯罪可处以终身监禁等刑罚。这些法律可能会阻止更多的外国企业在香港投资，而这些企业在香港的存在本已经日渐萎缩。
萎靡情绪之所以笼罩香港，部分原因与这座城市作为中国与西方之间桥梁的地位有关，如今香港的经济增长受到内地经济衰退以及中美紧张关系的拖累。
但香港问题的核心是身份认同危机，北京支持的香港官员将这个曾经自由自在的城市推离西方，改为接受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和民族主义热情。
“出于各种原因，人们非常不满，”资深民主政治人士和前立法者、现在YouTube频道主持访谈节目的刘慧卿说。“当然，当局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我认为他们是知道的。”
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后，曾被承诺从北京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享有内地所没有的自由。但在2019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席卷香港长达数月之后，北京于2020年对香港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当局利用这项法律对民主反对派进行了猛烈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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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西方势力试图破坏中国主权，于是煽动了抗议活动。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曾是一名警官，他将香港描述成一个仍被外国颠覆势力围困的城市。
他表示，新的安全法将消除此类威胁，成为“香港繁荣稳定最坚实的基础”。
李家超和中国官员认为，这样的法律早就应该出台了。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要求香港在50年内保留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它也要求香港根据其第23条通过自己的安全法。2003年，香港政府首次试图制定根据第23条的法律，但在数十万居民走上街头抗议、担心立法会限制公民自由后，政府放弃了这一计划。
官员们现在表示，有了安全法，政府可以专注于其他需求，比如振兴经济。
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在北京的控制如此公开的情况下，香港能否保持推动其繁荣的活力和生机。新规定还引发了有关界限如何转变的问题。
“习近平知道，第23条将损害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华盛顿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政治分析师林和立说。“他知道，中国政府需要香港进行外国投资、外汇交易和股票上市。但他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领导人。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展示自己的权力，展示自己的力量，削弱香港的所有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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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来到香港，透过表面向内深入，可以看到一个与打压前充满活力、有时喧闹的政治文化截然不同的城市。
现在，政府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议员都在监狱里受苦。支持民主的传媒大亨黎智英正因国家安全指控受审。独立新闻机构被迫关闭。公务员和公立学校教师被要求宣誓效忠并通过国家安全测试。
在这种新环境下，即使是体育也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上个月，足球明星梅西因伤缺席了一场与本地球队的表演赛，引发了香港的强烈抗议。政府宣传了这场与国际迈阿密队举行的比赛，声称这场比赛有助于激发这座城市的激情，许多门票高达数千元。
但梅西一直坐在替补席上，失望的球迷、官员和中国官方新闻媒体认为他被美国利用，参与了一场让香港难堪的阴谋。梅西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否认了这些指控，并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喜爱。一些互联网用户说，这段视频看起来像是被强迫拍的一般。
批评梅西最尖锐的声音之一来自香港政府高级顾问、资深亲北京议员叶刘淑仪。
“香港人讨厌梅西，讨厌迈阿密国际，讨厌他们的背后黑手，因为他们故意冷落香港，”她在前身为Twitter的X上写道。
围绕梅西的争议是官方气氛日益敏感的一个突出例子，但这绝非特例。
叶刘淑仪还批评了经济学家罗奇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香港完了”的评论，称他忽视了这个金融中心经济困境的实际原因，她将其归咎于联邦利率上调等美国的政策。还有一些高级官员指责罗奇危言耸听。
（罗奇为香港《南华早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作为对这种反击的回应，在文中他提出香港缺乏活力，无法克服北京日益收紧的政治控制、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下滑。）
罗奇写道，“活力和无拘无束的乐观精神曾经是香港最显著的特征与最大的资产，如今已被渐渐消耗。”
香港官员现在经常抨击外国政府、外交官和新闻媒体对香港政策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来自香港建制派内部的声音也未能幸免。
当一名亲北京的议员抱怨警察开出了太多的罚单时，香港特首李家超指责他的行为是“软对抗”。
当局用这个词来形容对政府阴险、被动的反抗。李家超称，这种反抗包括抱怨香港过于关注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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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表示，第23条立法旨在根除这种“软对抗”，并填补中国直接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留下的空白。这些法律主要针对五个方面：叛国、叛乱、破坏活动、外部干涉、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
法律专家和行业组织说，这些法律的措辞宽泛，往往含糊不清，给在香港经营或寻求在港投资的企业带来潜在风险。本月，政府不得不急忙否认有关它正在考虑将禁止Facebook和YouTube作为立法一部分的报道。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副教授王向伟曾任《南华早报》总编辑，他于周一在该报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中写道，“信息的自由流动对香港保持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至关重要。”
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一些外国公司开始像对待内地一样对待香港。他们开始使用一次性手机，并限制当地员工访问公司的全球数据库。
香港人马克·李（音）说，他的城市看起来和感觉上越像内地，他就越想移民海外。
这位36岁的私人教练说，过去几年里，他在WhatsApp上的集体跑步和健身课程群组的200名用户中约有四分之一离开了香港。他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担心香港的公立学校制度，这些学校要求进行国家安全教育。
“如果香港已非我城，则难以不走了，”马克·李说。他还表示，这些变化感觉就像“千刀万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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