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开分8.2，3万观众打分后还稳定在8.0。
 


并在第42届金像奖中获得多个大奖：
最佳女主、最佳女配、最佳男配。
这些都足以证明本片的艺术与制作水准得到了业界与观众的认可。
 


但它的票房只有一个惨字来形容，仅在首映周末收获区区750万票房。（截止到出稿前）
 


排片越来越少，趁着还能在影院看到。
咱们来聊聊这部「叫好不叫座」的本月佳片——
「白日之下」
 


In Broad Daylight
2024-04-12(中国大陆)/2023-11-02(中国香港)
 


是女院友拉着我和她做的
 


《白日之下》的故事很简单，展现了新闻报道背后鲜为人知的残酷现实。
故事起始于一家新闻机构收到匿名线索，指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人院舍存在虐待行为。
为了深挖院舍的管理缺失，记者凌晓琪（余香凝饰）决定化身为某个孤寡老人的孙女，潜入此地，揭示其隐藏在光鲜表象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的剧情灵感来源于一系列真实事件，剧本借鉴了多起震惊公众的案例：
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与智障女性非法关系案”；
2015年“剑桥养老院院友集体裸体洗澡事件”；
2016年，葵涌“国宝之家”残疾人院舍发生院友只得少量烧卖和青菜配白饭事件。
以及2019年康桥之家连续多起院友离奇死亡事件。
图片来源网络
 


其中《白日之下》的主线是参考现实中的葵涌私营残疾院舍康桥之家。
在2014年8月。
康桥之家（电影中称为“彩虹之家”）的前院长张健华（电影中由林保怡饰演的章剑华）被指控在办公室性侵一名智障女院友（电影中由梁雍婷饰演的黄小玲）。
 


 


上：《白日之下》章剑华（林保怡饰演） 下：康桥之家院长 张健华（图片来源网络）
本案始于一名院友向警方提交了关键的视频证据。
在随后的搜查中，警方在张健华的办公室内发现了六张带有他的生物体液及女院友DNA的纸巾，这些证据成了案件的关键。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复杂的法律和医疗评估使得案件朝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2016年，律政司在获取了医管局提供的女受害者的专科医疗报告后发现。
由于女受害者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和智障，不适合在法庭上出庭作证。
在仔细评估了所有专家的意见和案件的证据之后，控方得出结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对张建华的任何控罪，因此决定撤销对他的起诉。
这一决定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团体纷纷到院舍前进行抗议，要求政府重新审视残疾人院舍的监管条例和社工的资格审核，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图片来源：星岛娱乐
在张健华被宣布无罪释放后，他在电台访问中还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是女院友硬拉着我和她做的”。
 


并且解释自己的DNA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梦遗事件。
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女院友不慎打翻了垃圾桶，导致含有他体液的纸巾被当作证据。
在案件结束后，张健华还进一步要求回收已支付的法律费用。
 


图片来源：星岛头条
本以为此事会不了了之。
可谁成想——
在法律撤销对张健华的性侵指控之后，警方又接到一名女性的报案。
她声称在1982至1986年间（当时她的年龄段在7至12岁），当时作为视障学校活动助理的张健华，在学校的图书馆、楼梯间、娱乐室和乌溪沙青年宿舍中对她进行了五次非礼。
此外，新闻还爆出——
张健华管理的「康桥之家」在短短八个月内竟发生了六起院友神秘死亡事件。
 


其中，一名14岁自闭症男孩在拆除康桥之家的窗花时意外坠楼死亡。
其母亲称，孩子入住后频繁出现伤痕，且曾透露遭到工作人员殴打。
随后。
连串丑闻爆发，导致张健华和康桥之家被社福署撤销社工证及豁免资格，这是自2013年残疾人机构发牌制度实行以来的第一例。
 


 


社署2016年撤销“康桥之家”豁免证明书，变相院舍被正式钉牌（图片来源：星岛娱乐）
在2019年5月6日，张健华最终因五项非礼罪名被判有罪，入狱服刑33个月。
社会的包袱
 


“他是包袱、我也是包袱，人老了就是包袱！”
这是女主凌晓琪和母亲对话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
住在福利院的通伯（姜大卫饰）也曾表达过，“人老了，就是包袱。”
 


影片通过一家福利院，赤裸地展现了当代老年人被简化为一个符号，而那些不再对社会产生直接经济价值的人群（比如弱势群体或是残障人士），也被当作社会的累赘。
政府对养老机构的一次性资金拨付和表面上的监管，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这些人群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香港从2021年开始就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20%。
据预测，到2050年，每三个香港人中就将有一个是老年人。
 


图片来源网络
尽管老龄化是一个全球现象，但香港特别感受到了养老设施的需求远超过现有供应的压力。
目前，全香港面对145万老年人口，却只有7.9万张养老床位。（2023年末数据）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数据显示，香港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85.5岁（女性平均 89.6 岁），这进一步突出了对养老资源的迫切需求。
面对这种情况，香港推出了多种服务来应对不同老年人的需求。
比如，政府通过一种统一评估机制帮助65岁以上的长者，使他们每月只需支付1506至2000港元（1392-1849元）的费用就可以入住政府指定的养老院。
但由于申请者众多，床位紧张，通常需要等待约三年。
在电影中，残障人士则需要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共床位。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面对如此重压，社会在确保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福利和接受方面是否已经无法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在香港，很多专门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院所，实际上掌握了比预期更多的控制权。
尤其是以盈利为主的私营机构往往忽略了设施更新和改善员工福利，使得在极大工作压力下护理人员的行为变得极为粗鲁和失控。
 


香港津助院舍和私营院舍的区别是什么？
（图片来源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161122-hongkong-carehomescandal02）
那么，被遗弃在“集中营”的人，的确犹如人间炼狱。
比如。
遭受订书机订肉，满身伤痕的智障人士明仔；
上：真实情况（图片来源明报）下：《白日之下》剧照
 


老人们被集体带到天井洗澡。
在没有性别隔离的情况下被清洗，尊严彻底丧失，周围居民的目光让这一刻变得更加屈辱。
 


上：真实情况（图片来源明报）下：《白日之下》剧照
但是。
“老人院有什么不好啊，不用露宿街头，你还想要什么？”（虐待欺辱VS露宿街头，你选择哪个？）
所以，在「彩虹之家」里。
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因为喊疼便会流离失所；
没有控制不了的哀伤，因为一切都会被沉默代替。
 


至此。
影片揭示了一个更加绝望的真相：
无论是院友还是家属，很多人因为家庭的负担而无法或不愿逃离困境，选择了视而不见或假装无知，与加害者共同沉沦。
这种选择可悲，但至少是某种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总好过没得选。
 


白日之下
 


影片名为《白日之下》，“白日”却不仅是时间的象征，它还暗喻着香港的社会制度。
在小铃遭到院长侵犯的时候，明仔尝试保护她却被锁在杂物间，他从窗户望出去，面对着阳光，那是他平静接触外界的短暂时刻，随后他选择了绝望的逃离——自杀。
 


一个痛苦的真相，不言而喻：
在这个由“白日”所定义的社会体系中，身体有缺陷的人被剥夺了作为完整人的权利，沦为了系统和制度的牺牲品。
 


近些年，许多港片如《正义回廊》和《毒舌律师》等热门影片都深入讨论了公正和体制问题。
 


上：《正义回廊》 下：《毒舌律师》
 


《白日之下》通过描绘一名记者在老年护理院的调查经历，同样触及了这一主题。
影片中，一些令人难忘的台词深刻反映了导演简君晋对现有体制的批评：
“如果我们不报道真相，我们就是帮凶”；
“你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你只是个记者！”
“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些对话揭示了体制的不足和社会的创伤。

可对于片中福利院人的遭遇，我们能做什么？
记者追求正义，坚持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揭露真相，即便让他们失去稳定的生活环境。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称这种行为是正确的？
正确的决定又是否有意义？
它能改变什么？
 


 


导演简君晋采访时曾说：
“有人感激，但曝光也让许多人难堪。有的院友家庭被牵连，现场有人公开辱骂我们，记者也收到侮辱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并非总是纠正错误，有时甚至纵容问题继续，使得揭露者反受攻击。”
同样。
电影通过一位新人记者的话传达了一种希望：
“也许以前尝试失败了，但这一次可能就会成功。”
 


在彩桥之家被关闭之后，很多人责怪凌晓琪做了错误的决定——
曝光了彩虹之家与院长的恶行，致使众人无家可归。
她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正义行为”。
但通伯向凌晓琪说：
“不要因为你做了正确的事而感到愧疚。”
这句话体现了电影的核心观点——
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拥有能力和做好事并不冲突。我们不能因为觉得自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就选择放弃。
这就是导演简君晋的想法：
“三分钟热度的关注虽不能解三尺冰封之寒，但至少有人关注。起码我的态度是抱着希望，因为如果我不相信一件事会发生，它就不会发生。哪怕有一个人仍然相信，保持这个态度，就有改变的可能，我信蝴蝶效应。”
 


回归现实，电影的热度和希望的态度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还是杯水车薪？
好消息是。
现实中，电影上映四个月后（去年11月在香港首映），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胜诉，之前被媒体曝光的福利机构被迫赔偿受害者超过一百万港元。
也止步于此。
到目前为止，香港社会养老资源依旧紧缺。
2021年数据显示，大多数老年人已经开始（95.2%）选择居家养老，只有4.8%选择住在养老院或其他机构。
由于资助床位需求量大，轮候时间较长，到2024年3月，等待名单已超过1.6万人。
不过相较于几年前，福利院床位的等候时间，已经从平均3年缩减到平均8至10个月。
但，目前养老行业仍有约20%的职位空缺，增加了照护的难度。
 


至于电影对制度的抨击，是否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改观或是推进。
比如。
社会制度漠视明显的犯罪行为有没有收敛？
养老院的虐待案件频发法律介入的频不频繁？
像芳姐（虐待院友的护工）这样的恶劣人物在护工里占比多少？
在案件中，尽管章剑华被带上法庭，但因为一位女院友的心理状况不适合出庭作证，控告最终撤销。
当关键证人无法提供证词时，法庭是否考虑其他形式的证据，比如偷拍的视频？
对此片中，律师早已给出了答案“司法制度是宁纵勿枉“。
 


就拿「康桥之家性侵案」和「剑桥护老院虐待事件」来说。
毫无疑问，它们都暴露了智障受害者在司法程序和法律保障方面的问题。
当时，时任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曾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增加资源投入。
包括扩大康复服务人员队伍、强化社区援助，并且建立更多合规且完善的残疾人士设施、日间中心及综合康复服务建筑。
尽管如此，这些承诺仍受到质疑。
许多人指出，鉴于香港智障人口达到10万，提议的康复服务及住宿名额远远不足以应对现有需求。
后来事实证明，成效甚微。
 


电影暴露事实真相答案，却没有“解题思路”。
因为无论电影获得多大的商业成功、受到多少好评、在电影节上赢得多少奖项。
我们都清楚：
这些并不能改变现实中的悲凉结局。
或许正如《白日之下》一冷到底——
白日之下，尽是不公不正，尽是无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