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叫她考公女孩吧。
这是这几天被传播得最广泛的一件事情，也是人们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情。人们在谈论她遭遇的不公，在谈论她人生的悲剧，在谈论与这件事情有关的社会问题和弊端。
不过，我在想的是另一个问题。
我在想的是，假如不是因为死亡，假如现在她还活着，即便是她经历的、所遭受的是一模一样的的事情，她的事情能引起舆论这样的关注吗？换句话来说，她的苦难，能够被人们看见吗？没有死亡，你关注什么？能看到什么？
这让我想起哈维尔讲过的一个故事：
哈维尔有一个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他这位朋友患严重的气喘病，在狱中受了很多的苦，比如，在狱友吸烟的时候，他几乎不能呼吸。对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根本没有人理睬。
一位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回答是：“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
什么意思？因为报纸需要一个故事。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而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这样才会有报道的价值。如果仅仅是因病闻不得烟味儿，仅仅是换牢房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会有报道的价值吗？报纸会发表吗？发表了会有人看吗？
只有死亡才能使他的苦难具有报道的价值。而之所以具有报道的价值，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一个故事。其实，考公女孩的事件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在很多的时候，没有故事的苦难要比有故事的苦难更能折磨人，因为它可能更日常。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农村的口述历史调查。在了解人们对土改、对翻身的感受时，我们发现，妇女的翻身感是最强烈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妇女往往是最苦的。但如果你让她们说得具体一点，她们又说不出来。比如，有一位妇女，大家都公认她过去很苦。但你让她讲述一下过去苦的经历时，她只是不断重复婆婆经常用针扎她。再具体的就讲不出来了。
那时我多少有点困惑。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每天的苦难都是那么的日常，那么的平淡，那么的琐碎，那么的没有情节，她怎么能讲得出来？但讲不出来，不代表她没有经历那些苦难。恰恰相反，恰恰是因为经历的多而琐碎，她自己都已经麻木了。
这就是苦难的不可讲述性，至少有一部分苦难是如此。
下面再引用哈维尔的几段话，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长期委派的西方通讯站。在黎巴嫩，一个远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国家，有几百个以上。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这儿什么事也没有”。比较起来，黎巴嫩充满了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战争、死亡之地。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点。
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
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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