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几位做企业的朋友聊天，他们总是反反复复地问一个问题：现在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见底了没有？什么时候才会反弹？我说，我最近的文章你看了吗？回答说，看了啊。我说，你既然看了还问什么？



我想说的是，那个波浪的概念，那个周期的概念，在人们的脑子里是多么地顽固。这不仅体现在很多权威机构预测的失败，甚至在一般人的思维里，一不小心就拐到这条思维的脉络上来。因此，在此强调，我想提出的是这样一种看法：经济的起伏波动实际上有两种。这两种起伏波动可以简称为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阶段性与周期性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周期而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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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瓶颈与周期性危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起伏模式



经济的起伏波动，是现代经济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主流经济学中，往往是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周期来理解的。



如果研究的对象是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常规发展过程，这是不错的。但这种分析模型在面对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却往往造成一种误导。近年来，一些学者和机构，包括国内外一些著名的投资机构，在预测中国经济走向时屡屡发生严重的失误，与此不无关系。



在本文中我想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经济的起伏波动实际上有两种。这两种起伏波动可以简称为周期性危机与阶段性瓶颈。阶段与周期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从库兹涅茨的一个说法说起：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后来有人补充说，库兹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说，世界上有五种国家，就是再加上一个中国。库兹涅茨是在强调这些国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其实，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些库兹涅茨认为特殊的国家归为一类。



这一类国家的发展可以描述为：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无论原来多么落后，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这时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样。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一类国家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是明显不同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曾提出早发外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两个概念。



早发外生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内生而自然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周期性的波浪起伏，遭遇的问题是一种周期性的危机。正因如此，才有了经典的波浪理论，才有了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研究，才有了对衰退和复苏的分析模型。而后发外生型的发展，至少在早期阶段，呈现的并不是这样的起伏过程。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比方来理解后一种起伏波动：



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段高速开完了，现在进入国道了。原来在高速的时候，也会在服务区停下休息，车子需要加油，还可能会发生问题，但那时的情况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了。而现在，是要进入国道了，国道还不是一条，有好几条，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有的根本走不通。而且，下高速的时候还要通过收费站。通过收费站的时候，有ETC的要减速慢行，没有ETC的还要停车刷卡缴费。而且，高速和国道还不是直接相连，而是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小路，弄不好甚至会陷入泥潭（最典型的如阿根廷，直到今天还在泥潭中挣扎）。



这就是我说的阶段性瓶颈。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我们就理解为过收费站和进入国道前的选择相当于一个瓶颈就是了。下面我们就来理解经济上的这个瓶颈是怎么回事，是如何发生的？



新的窘境：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那些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非常快速的增长之后会遇到一个瓶颈？有时是一个漫长的瓶颈？甚至有时根本走不到国道上去？




世界银行《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对此，世界银行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给出的解释是：



这些国家此时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窘境：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换言之，就是既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又没有形成新的优势。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遇到瓶颈时所面临的情况与开始起飞时已经非常不同。记得前些天有人提出的腹背受敌的说法吧，这个说法虽然说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情况。



遇到瓶颈的时候失去的优势是什么呢？最简单说，就是两个。一个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极为落后的状态下开始起飞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这样就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种价格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不断提升，这个优势也会不断丧失。



另一个则是学习与模仿。当后发国家开始发展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人做出了榜样、做出了范例，你可以模仿、可以学习。这对于落后的国家、后起的国家来说，意味着可以省去了一个重新进行探索的过程，会节约很多的时间和成本。但随着两者差距的缩小，可以学习和模仿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这方面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小。



从日本等国家的情况来看，走出这种困境的主要出路，就是企业出海，将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国家中去。就目前情况来说，中国也在面临这个问题。但在这同时，则会引发国内的就业问题。



从动力到阻力：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是想说明，发展到天花板的时候遇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境，后发劣势的理论则是想说明，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后发。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后发确实能成为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会慢慢转化为一种劣势。



这就是所谓对后来者的诅咒或后发劣势。沃森教授和杨小凯教授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杨小凯教授对于后发优势的研究，可以概括成两个词，一个叫做技术模仿的惰性，第二个可以叫制度转型的困境。



技术模仿的惰性非常容易理解。别人创新的成果已经摆在那了，你可以学习模仿，而学习模仿所需要的成本，比重新来一遍要小得多。所以模仿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确实是有吸引力的，能够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但这同时，也就潜伏着一种危险，你模仿惯了，而且模仿代价小、收益高，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种惰性。



更困难的是制度转型。恢复性发展。杨小凯教授基本的观点是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是一体的，只有自由市场，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的变革，自由市场是不可能顺利地运作的。


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韩国。我们知道，韩国是在朴正熙政变后在强有力政府的强行启动的，在他执政期间，实行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和新乡村运动，使得韩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这期间，韩国也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变动，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动荡。但最后，韩国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转型。1961年韩国的人均GDP仅为94美元，2023年达到3.31万美元。



其实，在研究一些后发国家为什么在经历一段快速发展后会陷入停滞，如果将眼光完全集中在优势劣势上，还是狭窄了些。更重要的问题是，原来的动力是否释放完毕，或者是否因某些因素而中断。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其动力是直接来自三大红利，这就是和平的红利、改革的红利、劳动力的红利。而现在面临的困境，与这三大红利的逐步消失，直接相关。



奥地利学派：恰恰是之前的扩张造成了后来的收缩



法国的克莱门特·朱格拉有句名言：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原来总是习惯于将原来的快速发展看做是后来的基础，而忽略了原来的快速发展给后来造成的问题。




如果将这些关于商业周期的分析纳入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的解释可能会更加深入一些。实际上，在扩张期，会由于信用的扩张形成一种市场幻觉，并导致一种扩张惯性。以中国的房地产为例。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商，都是一批聪明绝顶的人。但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些年，大家几乎是排着队的往坑里跳。为什么？市场幻觉：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出错误的信号、消费者通过过度消费发出虚假的购买力信号、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发出的救市能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扩张期结束之后的一地鸡毛。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讨论两个过，即产能过剩和消费过度。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两个问题，或者以为在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与后发瓶颈密切相关。



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西方国家用两三百年走完了的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问题是，你用30年的时间干完了人家用两三百年干完的活，下面你还能干点什么呢？高速公路修完了，高铁修完了，房子盖完了。当然不是完全没活干，但体量没有那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大起大落就是必然的。



因此，在经历一段超高速的发展之后，下面的两个问题是必然要面对的：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消费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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