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47-3-8 作者：光明日报, 储安平
光明日报、储安平一
大局已到了穷则变的阶段；虽未变出，确已穷极。
在最近几个月中，南京的高级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未有的。这个变化就是：他们已深切感觉大势之日非了。迫使他们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种的：马歇尔的离华，共产党的不妥协，一般舆论对于政府的抨击，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显已沦入黯淡与苦痛之中。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机。而还要花样百出，「帽子」乱飞，无异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厌恶南京政权的局面。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痛恶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现政权中的人，恐怕也未尝不顿脚叹息：为什么这些人都「左倾」了！假如不满政府就是「左倾」，那么老实说，在二十年来国民党这种统治作风下，假如还不「左倾」，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就思想左倾而言，思想左倾和信奉共产主义本为两事；思想左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产党。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政争之中，一切不满现政权的情绪，其无异间接增涨共产党的声势，确为事实。共产党是有组织的，一般人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人之渐渐被有组织的人吸去，已为事理之常，而当局还采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来愈和共产党接近。不论这些不满国民党的分子和共产党有无联系，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产党，总之在国共的斗争中，凡此皆对国民党为大不利。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美国军火快用完了，日本军火也维持不了好久，自己制造则远水不救近火。虽然大帅出巡，而未必有补于士气，因为将军们都吃得饱饱的，而士兵们已无意为少数人送命了。
二
据我们观察，现政权业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说，从抗战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动攻势，迄在反对派一面，特别是中共一面，国民党始终处于招架的地位；直到国大开会前一两个月，国民党突然争取主动，但国大一开，局势大僵，最近喧染政府改组，闹了几个月也无甚成就。再说军事，军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二月十七日蒋主席在中枢纪念周上论及临沂之战时说：「不管是共产党自行撤退或国军进攻，总之现已占领」（二月十八日大公报），在过去蒋主席的演说中亦从无如此的语气。经济更是束手无策，上海的金价跳到九百六十万，南京还在指派人员，组会研究。出口补贴，令甫十日，即行取销，简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抛售救济物资，现政权的穷形极相，实已毕露。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据我们的观察，现政权的挣扎，显然并未针对病源。举例言之，现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组政府。但我们不知照现政权最近两三月来努力改组政府的做法，这种改组，在政治上有何意义？还是想以此使国内人民一新耳目呢？还是为了对友邦一种表示呢？在我们看来，目前这种改组，无甚意义。第一，要改组政府无非要刷新政治，振奋人心。那就得大公无私，唯贤是用。被延揽的人总要德才孚望，能胜重任。可是现在政府所拉拢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闻也，有的根本在算盘子上没有地位。拉这些人入府，不足为国民党之助，反足为国民党之累；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诚，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伪。这是就改组改组。第二，要使改组政府获得成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同时改革政治作风。而在我们看来，改革政治，远较改组政府为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添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老实说，单替国民党设想，国民党果有决心打开当前的局面，振奋人心，则改组政府，尽不必向党外拉那些不相干凑凑数的人，国民党里面未尝没有优秀开明的自由进步分子。给他们权力，给他们机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接受他们的作风，全国耳目，也会一新。今日国人深受「训政」之赐，政治的经验与政治的认识，确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订建国大纲时所认为那样的简单幼稚了，他们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政治本质上的改变；何者为假改革，何者为真改革，他们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但是事突上国民党有无此种远见，有无此种胸怀，有无此种决心，我们简直怀疑。就说最近上海发生的劝工大楼血案，还不是一套老办法？工商界人平时对于民主运动，本来不甚关心，处于旁观地位，可是给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许多反对派，真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权，一方面在北平大举逮捕。我们别的且不说，就说蒋主席所提的四项诺言，若能兑现，人心亦可渐渐拉回过来。诚则灵，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有决心，民心未尝不可收拾。传说当局对于目前局势，非常明白，忧虑焦愁，倍于常人。但是觉悟而无行动，这种觉悟仍是属于私人的，而无任何政治上的价值。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远，要拉回来，须费大气力，我们怀疑现政权的人物有没有这大气力。
三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非永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谈判方式，插入政权阶层，徐图後举，自然最好；否则只好硬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论而言。就事论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後军队国家化，个人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在政协阶段，共产党表示愿意还军与国，但须得到保障，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联合在国府会议中取得否决权的背景（当时民盟力劝共产党放下军队）。後来这个计划固未实现，就是实现了，共产党到底放不放心交出军队，还是一个大疑问。
计划中的联合政府，至今未能实现。实在说，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参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发挥有效能的政治力量，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相当赞成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我们希望在这个联合政府里，发生一种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在这个拟议中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即使联合民盟）原只是一个少数派，容能ch ck，未必balance。但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坚强的党，是一个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政治计划与政治作风的党，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这个联合政府中，或能发生一种领导作用。现在人民实在太穷太苦，政府应当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借以改善今日一般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後，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後，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中，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一再要求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从前共产党反对美国调解，主张美苏英根据莫斯科三国宣言共同调解，可是现在，共产党宣言反对任何外国的调解了（二月二十二日合众社延安电：周恩来谈话）。在过去和谈一年中，在共产党自身看来，他们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来氏返延後提出的和谈两前提，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其事之甚少可能。既无可能而仍提出，也是有意使马歇尔和南京方面难过难过而已。共产党是现实的，所提和谈的前提，在我们看来，也只是一种幌子。即以国大及国大通过的宪法而论，周恩来氏既然同意由沪去京，至少表示共产党有一种「有条件的」参加国大的可能。假如共产党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其内容容有变更，但共产党之不参加国大，并非为了宪草，而是为了宪草以外的其他条件没有讲好。要是讲好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参加国大？而且去冬国大之所以开得成，也是因为政协承认了那批旧代表的缘故。要知这批旧代表，本无承认之理，但绝无承认之理者政协那些代表们也居然承认了——只要自己的党得到利益，牺牲人民亦竟不顾！去冬国大之能开得成，至少与政协的承认这批旧代表有关；而关于这点，共产党也是同负其责的。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军队论，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就地盘论，他们有他们的价钱。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给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连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们不要。那四个地方，他们不说，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省，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四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朝气和生命的力量的。不过上年他们在苏北一带的作风，却大失人望。苏北的作风，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呢？还是中共在延安一带是一种做法，在苏北这一类地带又是一种做法呢？还是苏北一带的作风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级干部干出来的呢？我们未能了解。但是中共必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的党员是中国人，他所企图起而统治的一个国家是中国。中国有中国的民性，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完全不顾他们所属于的这一个国家的民性传统，必将减少他们成功的希望而拉长他们离开成功的距离。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下，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那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那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後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点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前年英国工党竞选胜利以後，我替东方杂志写过一篇文章，结论说：假如英国工党执政成功，则使世人明白，实行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线。英国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但同时仍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宽其尺度，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我们对于共产党，私人方面无恩无怨，我这一番意见，我并不认为仅仅是一种消极性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积极性的建议。
五
现在再来观察国共以外的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自由思想分子」这个名词，本来是很笼统的。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则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分子。若以政党为别，则不仅国民党中很有一些开明进步的自由思想分子，就是在共产党中，恐怕也有这种分子。马歇尔的声明中曾抨击过共产党里的极端分子。按照逻辑说来，根据马歇尔的声明，则共产党中也是有温和的自由分子的。据我们所知，恐是有的，问题是数量的多少，以及在那种严密的党纪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论述政治形势的文字，所以我们在此讨论「自由思想分子」，大体上系指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分子而言。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唯一联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後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有了「民盟」，不来借重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内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像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政治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张君劢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张东荪先生比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
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联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联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六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一、过去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中国有句话：「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自由思想分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都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但那个「相轻」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脱。比如这次民社党和民盟的脱辐，政治上的看法固为主要的原因，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事政治，必须有政治家的修养。第一要看得远，认得清；大的要争，小的就不该争。第二要有气量，唯气量大，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抑平自己的感情，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顾全大局，争取目的，团结合作，开创前途。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但是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二、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二十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谈不到。2．经济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3．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实现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那还管什么是非呢？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不过若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看，这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显然失之消极。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这个要求是时代逼出来的。我们认为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後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後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来源：1947年3月8日「观察」杂志二卷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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